走向开源的社会学——定量分析中的复制性研究

陈云松 吴晓刚

  摘要：社会科学定量分析亟待建立一个透明和开源的学术机制，让研究数据和模型公开共享，使研究成果可以得到他人的验证和进一步拓展。这个学术机制的核心就是倡导“复制性研究”。本文结合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围绕复制性研究的实践和讨论，提出了复制性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社会学定量分析的重要意义、操作可能性以及可能存在的争议。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两个实证定量分析的例子，为如何进行复制性研究提供了简明的范本。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就复制性研究所应达成的共识和建议。本文所论及的复制性研究，对社会科学定量分析其他领域也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求职过程的社会网络模型：检验关系效应假设

边燕杰 张文宏 程诚

  本文依据2009年八城市求职网调查数据，区别关系强度和关系资源两种不同的测量，分析这两种测量对入职收入的效应后发现：关系强度与关系资源统计相关，但不能互替。强关系往往带来人情资源，弱关系往往带来信息资源。经济改革前后，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均无显著影响，直到改革中期，特别是进入世贸组织后，信息资源才开始对收入产生提升作用。人情资源的收入效应改革前后一直很大，但是进入世贸组织之后，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的收入效应的总趋势是：改革前和改革初，人情资源效应大于信息资源效应，但在改革中期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前者在减弱，后者在增强。文章最后认为，市场竞争程度、体制不确定性程度和关系拥挤程度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三大宏观要素，将是学术研究和政策调整的重点所在。

求职过程的微观分析：结构特征模型

张顺 郭小弦

  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研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结构变量之后，教育回报率显著下降，显示了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体制分割下，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求职结果的作用强度有着显著差异。

求职过程的宏观—微观分析：多层次模型

梁玉成

  本文针对中国大城市不断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对求职过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笔者从新制度主义的宏观与微观的联接理论出发，使用内生互动模型作为实证分析工具，揭示了市场制度的发育具有强化市场行动主体的偏好，即市场化程度、市场不确定性和市场规范性等三个市场化制度的重要特征的发育，均具有增加个体收入的效应，证明宏观制度的演进与诱导微观个体的制度偏好具有亲和性。本文同时证明了边燕杰提出的网络作用空间的“倒U模式”假设。

自雇过程的社会网络分析

王文彬 赵延东

  本文基于2009年八城市调查数据，分析自雇者的社会网络及效用。分析重点包括自雇者群体构成特征、获得资金与生意过程中对社会网络使用情况和“生意联系网”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者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雇者的社会网络与受雇者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网络对自雇者创业资金与创业生意获得的作用具有差异性；自雇经营中形成了特殊的自雇生意联系网，并对自雇者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脱嵌型雇佣关系与农民工离职意愿——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问卷调查

孙中伟 杨肖锋

  近年来，“民工荒”愈演愈烈，劳工短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年7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2 276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未来五年内，65.4%的农民工有离职打算，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较高，珠三角农民工较长三角农民工离职意愿更高，已婚且与配偶在同一城市者离职意愿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后发现，农民工工作内和工作外的联接、适应和代价的程度越高，离职意愿越低。本文认为农民工的雇佣关系是一种“脱嵌型雇佣关系”，这是导致农民工高离职意愿的重要原因。本文还对“脱嵌型雇佣关系”的定义、维度和后果进行了初步阐述。

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

吕德文

  宜黄事件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颠覆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刻板印象，创造了一个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宜黄事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在进入媒体的视野之前，它只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当事人采用的基本上属于“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并且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双轨的，显著性和协同性都不高。由于媒介动员将政策的内在张力呈现于公众视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结构，不断创新了抗争表演，从而使宜黄事件发生了规模转变和极化，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宜黄事件也就具有了普适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宜黄事件的遣散是因为钉子户和媒体的抗争目标出现了竞争，而并非明确的适度制度化所致，这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反体制”的体制重建的一部分。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储卉娟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NGO研究述评

张紧跟

  当代中国NGO的发展一直是海外学者高度关注的话题，由于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NGO的发展及其日益扩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将海外学者的研究归纳为依托公民社会与统合主义理论的结构研究与关注NGO行为的行动研究，力图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研究中国NGO的整体图式。 本文认为，“结构研究”基于 “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离，在一国的政治与权力配置层面上思考问题，侧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行动研究”则试图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来洞察与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融的机制、策略与路径，倡导关注NGO的行动。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物质性与物质化——《身体之重》一书中的身体理论

范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