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2年06期
2013-07-09

论文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康子兴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张巍卓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探索新的关系和生活模式 ——关于成都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生活实践的研究

魏伟 蔡思庆

  这些年来,李银河提交同性婚姻提案的努力,将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引入了公众视野,但国内学术研究对此尚无涉及。基于对成都“同志”社区的实地研究,本文详细考察了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追求平等关系、反思现有婚姻制度,以及争取社会承认的努力。研究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转型,同性恋伴侣关系开始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亲属体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家庭生活模式。同时,借鉴西方近期关于“酷儿”家庭的理论和实践,文章讨论了同性恋伴侣关系对于主流社会和亲属制度的启示,呼吁在制度上给予这样的“草根”实践以更多的承认。

 

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 ——兼论“政府转型”

谢舜 魏万青 周少君

  本文利用CGSS2006数据库,对政府转型下的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等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2)总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4)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市民与外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

孟天广

  本文考察了中国公众的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检验并比较了社会结构解释和相对剥夺解释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大多数公众认可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且机会公平感高于结果公平感,但二者仅微弱相关。结果公平感由收入水平决定,机会公平感主要受教育水平影响。外资和私营单位雇员比国有和集体单位雇员更具机会公平感,城市中下层就业者对结果和机会分配均持批评态度。“个体相对剥夺”而不是“群体相对剥夺”对分配公平感有决定性影响,结果公平感只受横向剥夺影响,而机会公平感则主要受纵向剥夺影响。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胡荣 陈斯诗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杨宜音 张曙光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蔡长昆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性别、权力与海南古代女性

黄淑瑶

  社会性别的后天建构性使其成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从该角度重新审视海南历史上的汉黎互动,发现这种互动在本质上是两种迥异的性别文化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汉文化中的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被黎文化不断挑战和改变,出现“女主外”的现象,但男性在政治领域的主导使“女主外”行为与支持男性“向学”的目的挂靠,女性“主外”行为的社会价值被贬低。“女耕男儒”的性别关系不但未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反而造成另一种性别压迫,最终成为海南独有的“男为尊”父权文化的表现方式。

 

 

 书评

 

 

从心理学到社会学唯灵论 ——对涂尔干《哲学讲稿》中早期社会哲学思想的述评

魏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