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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3期
2013-07-09

笔谈

 

我国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和未来

李培林

 

 

社会建设之我见:趋势、挑战与契机

周雪光

 

 

谈谈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问题

王名 | 张严冰 | 马建银

 

 

为了公共利益——一个经济学家的理想社会建设论纲

陆铭

 

 

 学术评论

 

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

周飞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盛的乡镇企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悖论:这样一种产权模糊的企业如何能够成功?此问题并没有得到从企业经营和治理本身出发的充分回答,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转制和倒闭被人忘记。本文在渠敬东《占有、经营与治理》一文的启发和引领下,通过对乡镇企业研究的评述,对渠文的思路进行阐发,试图指出“乡镇企业悖论”的真正答案也许并不在产权本身,而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及其与乡土社会的紧密联系之中。

 

 

 

理论化与制度精神——由《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引申的几点思考

赵立玮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一文是近期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基于中国经验的一种有意义的理论化尝试。研究者以理想型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多重概念框架,力图呈现和解释作为总体现象的乡镇企业的多维面相和总体意义,揭示其展现出来的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这项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研究视角、概念框架与经验问题的相互作用的方法论取向,不仅体现了研究者所提出的“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张,而且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化颇具意义。尽管该研究在总体概念框架的论述和对乡镇企业的制度精神的阐发等方面尚显不够,但依然体现了运用适当的经典社会科学概念解释中国经验问题的可能性及其有效性。

 

 论文

 

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

李卫东 | 李树茁 | M.W.费尔德曼

  本文从角色视角,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的心理失范程度要比女性严重,婚姻状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影响没有性别差异,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暴露差异理论与脆弱性差异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变迁的不一致导致了角色紧张的出现,从而导致心理失范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王鹏 | 吴俞晓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

许琪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初访数据,着重分析了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需求是导致年轻夫妇与父母同住的重要原因,这种需求一方面表现在经济上,尤其是在住房上对父母的依赖;另一方面表现在需要父母分担家务和帮助照料小孩。所以,除了父母的养老需求,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选择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在现代化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虽然城市家庭有核心化的趋势,但由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大家庭在未来依然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人们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基于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公民行动的分析

黄冬娅

  本文旨在探讨是什么使得公民卷入现实的公共参与网络,影响这种公共参与的行动力、持续性和影响力的因素是什么。基于对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公民参与的研究,本文发现,虚拟社区虽然拓展了人们的现实联系,因其动员的广泛性而推动了公共参与的兴起,但能否转化为现实中有影响力的持续公共参与行动还与线下的联络和动员机制及其特性密切相关:基于人际网络的联络和动员推动了公共参与行动的行动力及其持续性,开放的城市空间则为这种现实的参与行动拓展了影响力。本文对不同联络和动员机制的区分,有助于从“历时性”和“差异化参与”的角度解释公民参与在转型期中国的发展。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案例研究

辛允星

  笔者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与重建过程进行实地考察,把由政府主导“现代化工程”的社会发展样式称为“捆绑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当地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权力与话语博弈事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发展话语”被村民巧妙地操作化运用,演绎出某种较新的草根政治“版本”,这种现象本文称之为“隐喻型政治”。“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之间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可以从某个视角窥探到中国基层政治形态的一些微妙演化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全球化与场域精神:麦当劳在东亚城市的“文化定制”逻辑

邵颖萍

  全球化的故事并非文化的同质化。麦当劳在东亚城市的推进过程中,更多的是“文化定制”的结果——麦当劳所传递的不是完全同质化的美国文化,而是美式文化内核与地方文化生境碰撞而产生的特殊的全球地方化经验,其在东亚这个特定的文化场域内遵循着一整套的行动逻辑。地方文化虽然在成长,但总体上被全球文化所裹挟并吞噬。需要关注的是,麦当劳极具技巧地引导地方在参与“文化浅层定制”的过程中,逐步由“文化自觉”转变为“文化不自觉”。要启发地方由“文化不自觉”回归到“文化再自觉”,必须反思以乡村为主体的“文化自觉”类型本身在全球城市化背景下表达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城市和城市人的文化自觉应被予以更多的关注。

 

 述评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

李锦峰

  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国家通过统合主义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准全能主义过渡到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其次,工人阶级脱离了“完全性组织制度”,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者;第三,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运转的轴心发生了变革,从单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辑。由此形成的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对劳动的严重剥夺。对此,一方面需要在国有企业生产方式资本化的过程中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工人的一般公民权,另一方面要在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加强集体化的组织建设,争取工人的工业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