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平

对陆老师的纪念，是和陆老师的学术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陆老师的学术贡献学术洞见有两个视角，一是学术贡献是什么，二是这些学术贡献是怎样得来的。现在经过认真努力，对于陆老师的手稿和著述整理汇集基本完成，深入梳理提上日程。陆老师的学术贡献，按照陆老师本人生前认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以及后续的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以邓小平批示为高度标示和认可标示。二是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一书为高度标志，学界态度先是游移，后有深度认同，直到2013年、2015年在中央领导讲话和中央文件出现了“新阶层”，学术话语进入文件话语政策话语，学界影响巨大，社会影响深入广泛。三是对于社会建设的研究，其实这是继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之后，对于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的关系和关系体系的研究，即以阶层结构刻划进入了阶层结构之间的关系刻划，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为标志。社会建设、城镇化、底层社会向中产阶层的流动和跃升，是陆老师后来一直用心倾力的事业，铺点调查，研究讲课，开会讨论，笔记探索。陆老师一直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的社会建设、社会结构关系建设要落后15年到20年。他不是一次讲，偶尔讲，而是反复讲，一直讲。直到最后，陆老师的笔记、书架、准备参加苏州会议的报告提纲，还是关于社会建设研究。陆老师团队的社会建设成果破题了，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体系，但是定型并没有完成，还处在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的研究探讨之中，社会在发展，形势在变化，研究在深入，社会建设的内容也在丰富。

我这篇文章想探讨的是，陆老师是如何达到这样的学术成果峰值的。他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设定，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个人有什么样的才能和天赋；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小环境为陆老师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和条件。这是梳理陆老师学术思想贡献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这需要一个研究视角的再设计和研究内容的再丰富，即将以陆老师个人为中心作个人成长历程总结综述的纪念文章体，适当切换到与以社会学包括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学术话语学科体系为中心，转换到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可以验证的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可及性的解决方案为中心。有了这样的视角切换，视角衔接，再来看陆老师的学术贡献的路径依赖，具有相互参照的效果。这样也容易避免内部人评价只是赞美的片面和局限。这样的纪念，是真实的还原，是有力度有启发的参照，有利于总结陆老师的贡献，有利于认识了解陆老师的思想体系。

李培林在2022年4月22日社会学笃学讲堂（研究方法）第21讲，讲“村落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其实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李培林在总结了中国农村社会学学科建设发展历程、主题聚焦和代表人物之后，从方法提炼归纳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渠道能够把农村调查的个案一般化。即第一点，是不是要带着理论假设下农村去调查。李培林讲到当年陆老师主持国情百县调研时，李先是有了对陵县调研的经历和参照，在开会讨论定县调研设计方案时，李培林和牛凤瑞有不同思路。李培林强调定县作为百县调研的先行样板，要有理论定乾坤，要有类型学的研究。要像以前搞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那样，要有几个作为真实的案例留下来，来证明改革开放伟大。牛凤瑞的主张是，定县调研还是以调研的描述事实为主，写事实没风险。李认为，没有理论准备和假设就无从下手。最后课题负责人（李没有明说，其实是指主持讨论的陆老师）还是拍板定了采用牛凤瑞的思路。我领会这其实也是陆老师的思路，即积累资料，记述事实。因为陆老师在会上会下反复这样讲过。百县调研是陆老师学术思想学术经历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讨论过程，当时我在场。李培林讲的第二点是，没有故事不能出过程。要听调查对象当事人的诉说。李培林在讲座中讨论了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视角，提到了北京大学王汉生、社科院王晓毅对农村居民的四象限分类，提到了社科院李国庆在陆老师组织的行仁庄调查中对农村的八个类型的分类，认为这是和国际上农村社会研究的分类有承继延续和对话能力，当然李国庆的分类有点细了，并不是分得越多越细越好，关键是看你要说明什么，你要解释论证什么。李培林讲，有的故事是家长里短，有的故事有深层结构。如张五常的香港卖桔，这样的故事经历和设计就有深层结构，就需要有比较深的理论功底。李培林强调农村社会调查要有理论功底，要有类型学的关注。老的传统要继承，费老的乡村类型学的方法是一个路子。

李培林和牛凤瑞当年的讨论，我在场。李培林的线上报告，我也认真听了。感触深刻。李培林对定县调研的意见，其实在稍后的百县调研武汉会议上，当时刚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辜胜阻也提出过。辜胜阻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当时还是小青年青涩海归，坐在沙发上讲话，时不时起身比划。当时国内的形势和学界队伍建设，还普遍跟不上这些海归新锐的远见卓识。陆老师就职于饱读孔孟庄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他也常讲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辨析旨趣，对类型学研究不可能说不懂，但权衡之后只能是适应，因为带队伍鼓士气要紧。这些判断，后来被陆老师总结为“鸡鸣论”，即公鸡打鸣，叫早了不行，叫晚了也不行，这个时候火候的拿捏把握，手感和通感很重要。这些讨论和争议，都纳入了团队的理论和实操工具箱，伏线千里，对阶层课题组影响深远。包括后来我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陈田研究员的团队交流我们做的阶层结构研究时，陈田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也有讨论，陈认为阶层结构和地理调查一样，先要建构总体框架认知，类似于他们专业的遥感测绘，对地形地貌品相色块磁力线分布有大的判断，有总体刻划，不宜简单地按区域行政级别分类抽样。陈田的表述是，阶层调研的样本抽样和流行病学样本抽样不一样，“一是不能简单假设，所有的样本都是同质的。而流行病学调查是可以这样假设的。二是不能假设这些你以为是同质的样本是均匀分布的”。这些意见，我回来都向陆老师作了汇报。这些意见，在作为第一批四个市县中稍后启动的深圳选点的基本类型刻划和样本抽样中，都有意识地讨论融汇进去了。和陈田认识，也是缘于陆老师带我们参加国家科委可持续发展专家委员会的讨论调研，后来也被发文聘任，有机会和多学科专家跨学科交流。2001年，李铁映院长布置任务，社会学所和农村发展所组队，李培林张晓山所长带队，王晓毅、李仁庆、国鲁来和我参加，作湖南农村调查。在益阳的竹木山村，游湖归来，晚上，在农民家里，李培林要求王晓毅和我，入户调查一定要细，要有故事，要有数据，要有原始材料，李培林的原话是“要细得让人恶心”，我理解就是要求，在有重要意义的推导论证中，不允许出现有关重要性、必要性、鲜活性的疏忽和遗漏。我们在农村调查中的意义感，场景感，浸泡感，就是这样被带出来的。这其实也是典型的陆老师的调查风格。

我觉得，陆老师的学术贡献有明显的时代性，有学术积累的代际性特点。可以总结为：

一是对于问题的时代重要性的敏感，他对于学术问题的归纳，不是在学科理论本体论本身的建设中挖掘和发现的，而是对于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整体布局和思考中定位和发现的。他的研究视角重视的是国计民生。他的研究具有整体感和结构观。如陆老师对于陵县农民棉花收益的十四个环节的调研，层层剥茧，环环相扣，调研做得很细。这和单纯的学科建设出发略有区别，但殊途而同归。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服务的。这是陆老师以学术为事业的基本意识。这个观点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是学问和做人的根本。道德经有“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谓之事业”。学科建设，学术观点，话语体系，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观点之上。这样的研究，固然以一个学科为本，安身立命，但是不受一个学科固有传承规范的羁绊和局限。这种以通识达观安身立命，授业解惑，与学者规范拘谨于一个学科起承转合，还是略有区别。这与陆老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专业有关，也与苏南文人的秉习有关，在陆老师这里，沿袭传承成为了一种自觉，大气，通达，拙朴，这种旨趣渗透于陆老师的著述中，也散发于陆老师的为人处世中。

在陵县基地调研中，我的研二基本上是在陵县度过的，在陵县县委招待所西小院的平房宿舍，一明两暗，陆东，我西与山东社科院的郭爱民同屋，我帮助陆老师处理课题组的杂务，包括记账、安排会见与谈话，文件则不归我经手，迎来送往，见识了很多事务，包括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的一些院务和教学问题、师资引进、学科建设问题。我参加了德州农村发展学院的建成开学典礼，从北京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副院长、院办公厅主任秦其明、国家发改委张路雄局长火车汽车到陵县，从基建、师资到老师冬天的取暖用煤，引进老师和课堂教学效果评价，陆老师作为院长事必躬亲。陆老师当时还挂职陵县县委副书记，我跟随陆老师到济南趵突泉宾馆会见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振，到德州会见德州市委书记，会见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谈的都是学院建设和老师编制问题。亲眼见到陆老师为学院建设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这是陵县基地建设、德州农村发展学院能够在陵县落地的扎实底气。陵县基地有一部金杯七座面包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援助的，司机崔师傅是当地人，课题组为崔师傅发补助，厨师小蒙为课题组做饭，陆老师对崔师傅和小蒙都很关心。当时的这些，与陆老师的学术洞见可以说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有这样的积累和人脉，将当地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得到了陵县的认同。陆老师也和杜润生农村发展研究组有直接联系，接受任务，参加研讨，交流信息，反馈动向，研究组对陆老师研究有经费支持，有文件交换，陆老师参加相关的课题汇报研讨。据陆老师当时讲，习近平作为县委书记，也在这个研究交流体系中。

二是陆老师注意学科的团队建设。建立了一支稳定的长期的研究团队，并做长期的基地研究，做政策设计的落地研究。现在的政策研究好像更在意的是文本研究，落地研究和那时相比还是薄弱了些许。在早期的农村发展研究中，陆老师和哲学所张晓明写作了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与发展所白南生也有交流和合作。第二阶段标志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成果，其起点可以追踪到1985年对于山东陵县基地土桥乡的乡村调研，参加人有曹和平、顾秀林、佟绍伟、尹晓青等。陆老师对陵县调研专注痴迷，还出现过这样的事，当时社会学所里新进入的李国庆、于晓、郑莹三人也到陵县调研，郑莹爱人到火车站相送，陆老师随口问“你也去陵县看看呀”，我们都很惊讶，对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支吾中也上火车和我们一起到了陵县。阶层是陆老师在社会学学术上的标志性贡献，其实对人的关注和了解细化，应当是从陵县基地这个阶段开始的，直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报告完成发表。在陵县土桥乡调研中，陆老师就讲，你看，对农林牧副渔产品都分得很细，鱼就分为黄花鱼，鲤鱼，鲫鱼，对人的分析就太粗了，就是一个农民。所以，陆老师在土桥调查中，要求我们注意农村农民的分析，注意乡镇干部的分析，特别注重讨论土桥乡政府干部中的五种分类，见土桥调查报告，陵县基地报告第二集。此后张其仔、张厚义与陆老师一起写作了农民分为八个阶层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是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的先导研究。1987年陆老师到社会学所当副所长，结合此前社会学所课题组的阶层结构研究，收集了国内外详细的阶层结构研究资料，分析各个学派的观点论述，结合中国的农村调研体会，先论农村后论全国。当代中国阶层结构的研究和划分，水到渠成。

三是陆老师注重研究的开放性。一是注意学界的交流，课题组开会讨论，总是邀请相关学者指导评价引导讨论，形成一个开放的环境。内部写作讨论时，强调挑刺，要求不同观点的碰撞冲击。即使是强调百县调研时的资料积累，其实也注意学者学科的分类意识。在行仁庄调查中，在村委会大院多次讨论，秋日艳阳，七星瓢虫成堆成坨萎靡在窗户玻璃上晒太阳。李国庆结合日本农村社会的调查体会，将中国的农村作了类型学的区分，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我至今保存着华中农业大学李守经教授写作《农村社会学》的教材打印稿，这是李教授请陆老师提意见的，陆老师让我们认真阅读，写出自己的读书体会和意见建议。二是注意听取当地农民的意见，当地干部的意见，防止片面理解和简单理解，用陆老师的话说，要做笔记，要做问卷回来当天晚上讨论，要完成问卷任务，还要注意在问卷之外调查对象他关心什么，“所有的重要方面不能遗漏”。在各地各调查点的调研和课题设计中，吸引当地的学者参加调研，参加设计，参加讨论。陆老师有一个观点，同样的道理，你能听懂，但是你未必能讲的象当地农民，当地经事人那样鲜活生动。用现在的话说，社会调研要注意场景，要有场景感、氛围感、意义感。陆老师是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们是耳濡目染，日积月累，由听而悟，由知而行。这些教诲，逐渐成为这个团队品格和旨趣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个人学术素养和职业经历的一部分。这些体会，我在后来的授课讲稿中概括为：“接受一个别人以叙述方式被界定了意义的事实，和亲身经历这个事实，有重要区别”。“调查对象的意义形成方式、意义传递方式、意义理解方式，就是我们的写作方式，就是我们的表述方式”。我在后来的社会调查总结中概括为：讲知识要有体系感，讲现实要有浸泡感，讲社会关系要有代入感。三是注意学科队伍的布局，我跟随陆老师到西北农业大学调研，到苏南调研，到泉州晋江调研，到怀柔调研，陆老师关注当地的学科团队建设，在农村社会学会理事提名中注意区域平衡，注意代表性，注意年轻人的培育和锻炼机会。

四是陆老师有一个特点，这是师弟张其仔总结的。他发现陆老师很善于和县级、地级、省级书记一把手建立强关系，强联系。也就是说，陆老师能够发现当地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和问题所在，一是能够讲出来，二是人家能够听进去。因此，陆老师的意见能够得到当地主要领导的关注和重视。这不是客套，真的是本事。陆老师常说这句话，“中国所有的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在中国的基层中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发现”。这需要悟性，也需要笨功夫的累积。这在学者中，特别是在长于空谈的人文学者中，是相当难得的。

五是发现当地人才。给空间成长，给机会出头。也为课题组调研提供了长期积累的视角。如成都大学的吴建瓴教授，对于成都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土地关系，对于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相处技艺知识积累，即“相互格式化”，对川西林盘的乡土文化，对当地国企历史和乡镇企业的关系，吴有长时段观察的资料积累和开阔视野。吴在成都大学也与陆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样，对成都农村的研究引起关注，受到市委重视，由成都市委宣传部认定，编制在成都大学，可以不受成都大学年度科研任务计划的考核限制，可以自由研究成都的农村发展农村问题，供成都市委参考，并给以经费支持。社会学所的基地调研，都有长期关注这个问题这个现象的当地学者参与，这与文献资料和档案结合，形成了鲜活生动的当代史。而且，这样的当代史，可能不是只有一种解释，可能会有几种的合理解释，共存。甚至，有时，描述的对象一样，过程一样，开头一样，结果一样，但是，逻辑不一样，因为其背后的利益相关人预期不一样，各自的知识积累也不一样。很有意思。我对此的总结是：在农村调查中，不要以为只有一个真理，尤其不要以为这个唯一的真理被你唯一地掌握了。社会学学者调查农村，要关注五种文献：论文/专著/档案/民间笔记/口述史。

陆老师是东吴子弟，早年上海学徒，后北大哲学系攻读。陆老师相貌敦厚，衣着随和，其实眼色凌厉反应机敏。陆老师和社会学界的几位长者，牵挂问候，和吴敬琏、赵人伟，也是私下里嘻嘻哈哈。陆老师内部看平等和气，那是对入门的学生弟子，有大家庭的放纵感。对同事，平等礼遇，和同院邻居张翼相遇，一次以“老弟”相称寒暄，张翼事后一愣一愣的。在场面上，尤其是在跨界别的场面上，陆老师熟悉各种场景，适应各种气场。央视《新闻联播》后的“东方之子”专访陆老师。主持人：“您看着像县委书记，不像社科院的教授研究员呀”。陆老师即时回怼：“你说错了。我当得了研究员，当不了县委书记”。绵里藏针。到了一些场合，如做报告，会见地方领导，他的步伐会自然加快，神情专注，不容分心打扰。陆老师发言内容节奏看似天马行空，其实提前认真做了功课，包括节奏和氛围。且持开放性，善于汲取对方的精华和长处。陆老师讲究台面，知分寸，识进退。在特定场合，有“老大”和“大佬”的意识和底气。一次，陆老师组队学者出访英国，一对南方大学的伉俪坐中巴车司机后面的第一排，不谦让，如是再三。陆对他们讲“搞清楚伐，我是组团的领队哎”。这是他后来闲谈时对我讲的。陆老师前后几次讲过，对编辑他的《要报》稿的李凌先生、何丙孟先生，对最早建议他专门研究农村、不受哲学所年度业务考核限制约束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宋一平，对批准他可以看副部长级别文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秘书长梅益，对哲学所所长邢贲思（我奉陪陆老师在哲学所邢的办公室拜访汇报），陆老师都有深深的引荐指导提携的知遇感，铭记在心。

一个人的成长，固然需要天赋和努力。真的，还需要丰厚的土壤。看似生花妙笔，其实玉汝于成。记得2011年在成都调研，高鸽领我们看陈锡文写的上报常委的成都农村调研报告，47页，认真研读，揣摩体会，如何立意表达铺陈，真的开眼。

现在当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疫情，遭遇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形势复杂，不确定性增加。纪念陆老师，就要把他的结论和他的方法一起，整体性了解把握，要有学科建设意识，学术话语意识，学科体系意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把学科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和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象陆老师那样，孜孜不倦，通达通透，为中国社会发展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以记忆成文，有的没有笔记记录。如有不实之处，以文献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