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见识“三农”专家——缅怀我们的作者陆学艺老师
杨 耘
自2008年10月向陆学艺老师约稿，到2011年底陆老师决定将书稿交由我们重庆出版集团出版、2012年陆续发来《“三农”续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书稿文件、2013年5月拟正式出版尚未付印之时，他却在5月13日上午因突发心脏病在家中遽然辞世。这年8月31日，陆老师将年届80。忽闻噩耗之际，我赶赴北京为他送行，表达深深的哀思。
陆老师仙逝距今10年了。《“三农”续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是他以“三农”为主题的研究专著，也是他所珍视的一部遗著。该书于2015年2月获得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在与陆老师讨论编辑出版图书的过程中，时时感佩“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为学术大家，该书内容囊括学术研究的诸多方面，既有“三农”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农村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使笔者对陆老师的“三农”研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本文以“三农”为主线，探讨陆学艺的学术人生片段。
一、农家子弟悯农情
2007年4月30日，陆学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标
题是《农民工称谓解析》，他解析了这样几个称谓：“盲流”、“民工”、“农民工”。解析农民工称谓，陆学艺可谓五味杂陈。他与笔者谈及过往经历时，感叹自己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工”。
（一）1954年粮食政策下的自我抉择
1946年10月，家住无锡县北钱村、年仅13岁的陆学艺被家里“任命”去上海做学徒。一年前，陆学艺小学毕业。家乡无锡地少人多，十三四岁的孩子都要出去谋事。上海艺海袜厂位于上海河南北路200号。说是袜厂，其实只是一家小店，仅一间门面两层楼，坐北朝南，下面是店堂间，楼上供三五个店员或学徒住宿吃饭，烧饭间在楼梯下，这里仅可放两只煤球炉子和灶具，还堆放点煤球。除了在店里干活，13岁的陆学艺还接替在他前面的一位师兄烧饭。这一“烧”就是3年！
少年陆学艺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读夜校。艺海袜厂附近的夜校有的属于慈善事业，有的是私人办的，仅收少许学费。陆学艺懂得为自己的教育“投资”。在夜校学算术、簿记、写字、作文。当学徒前3年没有工资，但厂里管吃管住。上夜校的学费来自于店里每月给他的“规费”，学徒们习惯叫“剃头洗澡钱”。陆学艺还从1948年开始记日记，并开始到图书馆借书，记忆中主要是借鲁迅、郭沫若、茅盾、曹禺的书。1949年他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发起的读书会。
1950年春节前，上海遭轰炸，市场萧条，艺海袜厂停业关闭，陆学艺失业回乡。这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招收文化教员，出于对人民军队的向往，陆学艺报名参考，要考试的是初中那一套课程。在北钱村小学毕业生陆学艺看来，有村小老师华仁容当年为他打下的文化功底，加之在上海做工期间的夜校学习和读书积累，还是有些把握的。他最终以扎实的语文、数学功底加上考试中撞上的一些答案，顺利通过考试。
从1950年10月入伍到1954年初，这个小学毕业生经过短暂培训后，先后成为基层部队文化教员及位于安徽省无为县的解放军转业干部速成学校教员。1954年初，他所教的小学班毕业了，自己又到高中班当学员。年近80岁时，陆学艺向笔者回忆这一段青春经历：人年轻时是好强的，在连队是艰苦的。作为文化教员，自己唱歌是短项，怎么努力都不行。近4年教员生涯因为做不到唱唱跳跳，很尴尬，因而陷入“弱势群体”。他认为当兵4年，个人的生活习惯和军人作风都得到了很大的训练。由于语文水平较高、作文好、字写得好，加之聪明的禀赋和少年老成的外表，小小年纪的陆学艺，被同事唤作“老陆”。他笑称自己到处都当“老陆”，而没有当过“小陆”。
让陆学艺高中学习只维持了两个月的原因之一，是1954年4—7月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近百年最大的洪涝灾害。更重要的原因则是：1954年8月份，国家粮食部下发了关于1954年秋粮统购业务工作的指示，阐明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把农业户口和城镇居民户口截然划分开来。悯农之心也引发陆学艺对自身发展的思考，这年10月，他离开部队准备求学。
（二）高考忍痛“弃农”
几乎少有人知道陆学艺曾经是一个工科男！复员回家乡后他插班
考入无锡荣巷公益中学高二班。校长和班主任很关注他在政治上的进步，培养他在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志向是当农业经济学家。就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校长把包括陆学艺在内的两个学生党员找去，说现在国家需要国防建设，要他们带头报考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其前身是实延安自然科学院）。于是，班级好多同学都填了北京工业学院。全班56人中有7人考到该校。陆学艺考到该校光学仪器系（对外叫四系），担任总支委员。据他介绍，1956年招生“冒进”，学校本来计划招1500人，结果当年招了2200人，所以陆学艺他们这个年级有1/3的人不能升二年级。1957年又把招生计划压下来，还是1500人的规模。校方跟学生谈判，700人可以转学，理工转到清华、南开。陆学艺决定转文科，还补考了1956年的高考历史地理科，考得不错，1957年成功转入北京大学，降一级，就读北大哲学系1957级，学制5年，1962年毕业。这年又幸遇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恢复招研，指定仅到北大招生。陆学艺考入导师容肇祖门下攻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
陆学艺曾向笔者谈及，他读中学时写的最后一篇作文是要当农业经济学家。那时他决定报考北京或南京的农业大学，想把农业的事情搞清楚。然而，如上所述，高考结果南辕北辙。
二、 “三农”研究大手笔始于1978年
（一）从“自任”农村调查员到被任命做“三农”研究
1978年6月，陆学艺听说要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颇有激情和冲动，20年的人民公社实践留给他太多的困惑和思索。7月份他证实了这个消息，在完成其他工作后闭关写作，约用了30多天，写成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农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该文讲了农村存在什么问题，包括所有制、口号等都有问题，提了12条建议，全文40000多字。夫人吴孟怡用最新的稿纸帮他复写、装订了6本。第一本陆学艺亲自送给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讲明原由后，请他阅后送呈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起草小组。约一周后，孙告诉陆学艺，他看了全文，认为很有见解、很好，已转送到陈永贵办公室了。陆学艺一听就知道稿本白送了。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南振中（后曾任新华社总编辑）看到了这个建议书，推荐给新华社《内参》，编辑部打电话让陆学艺去一趟，认为这份建议文件太长了，让他自己把字数压缩到一万七八。
文章一发，《国内参考》再发。7条建议条条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其中“保障农民经营自留地，家庭创业和参加集市贸易的正当权利”的建议，涉及所有制问题，对于人民公社运动而言，无疑是一种反拨。而“发展社队企业，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涉及跨越第一、第二产业的鸿沟和农村经济发展形式，肯定十分敏感，难怪那些部门、办公室或媒体，轻易不采用此稿。当然，这份《关于加快发展我国农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也是陆学艺自在北大读书期间去芦城蹲点20年来，经历了“四清”、“社教”和“文革”后，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思考的厚积薄发之作。
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宋一平看了文章后，和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一起找陆谈话说：“是我想干的事，现在你干好了，国家现在正要搞这个问题，出来专干这个好不好？在大楼里光看书不行的。” 陆学艺的《关于加速农村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让宋一平见识了陆学艺对于“三农”研究的理想、热情和才干，这份鼓舞，也让陆学艺卯足了劲。
这是一个大转折，陆学艺这个自任农村调查员的哲学学者，被正式任命搞“三农”研究。
（二）《未定稿》增刊“洛阳纸贵”
1979年，陆学艺执笔的一篇调查报告《包产到户问题应当
重新研究》，令中国社科院《未定稿》的一期增刊声名遐迩、洛阳纸贵。
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草案）》决定。文件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25条加快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政策。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但就是这样一个重要文件，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体制性问题，没有触动；在提出坚决反对平均主义问题时，讲到“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但同时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安徽、甘肃、贵州等地已经搞了不少包产到户的试点。有些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自发搞的。仅一个来月，安徽肥西县山南区1006个生产队，就有775个实行了包产到户，把小麦种得又多又好。
1979年6月初，陆学艺与另两位同事一起，拿着盖有中国社科院公章的介绍信，到安徽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研。他们看到，在肥西，长得最高最好的麦子是包产到户的，矮一些的是包产到组种的，最矮的是生产队集体种的。7月初，陆学艺一行回到北京向宋一平副院长汇报。结合安徽省农委关于山南区包产到户试点的调查报告，在9月中旬他们写成了《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的研究报告。陆学艺用数字进行论证。从1956年到1978年，合作社、人民公社搞了22年，倾全力抓农业、搞运动，结果大失所望。1955年粮食总产3678.7亿斤，当年全国61465万人，人均598.5斤。到1977年，粮食总产5654.5亿斤，全国人口增加到94974万人，人均占有粮食595.4斤。辛辛苦苦干了22年，人均粮食反而下降3.1斤。1955年城镇人口只有8000多万，1977年城市人口超过1.6亿。1955年有少量粮食出口，1961年起就要靠进口粮食了。因此，1978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推动下，亿万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于是又再一次提出悄悄实施包产到户，应是必然之举。
一位领导看了这份研究报告后并不认可。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明确讲过“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四中全会的文件讲了，“也不要包产到户”。本想就这份研究报告召开座谈会的宋一平副院长决定不开座谈会，《未定稿》正刊不发，发增刊，印200份。
多少年之后，陆学艺仍旧感慨：我们中国的事情是很奇怪的，越是印得少的东西，越有人注意有人看，居然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份《未定稿》增刊，传到了安徽，万里等领导都看了，万里后来还曾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最早为包产到户做宣传的文章，是社科院同志写的。这份增刊传到甘肃省，省长李登瀛专门转给省委书记宋平，并在刊物上写了如下一段话：“这份材料是从北京捎来的，其中社科院写作组的那一篇要重视，同文件的说法不一致，值得我们思考。”
1980年2月，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建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为总书记，选举万里、王任重等11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此，万里调到北京工作。他把在安徽两年多工作的实践经验带进了决策层，这对农村改革的推进，无疑是很有利的。
包干到户则是1970年代末农村改革大潮中的新创造。它的直接来源是凤阳在1979年实行的大包干到组。小岗村因为历史原因，把小组的责任田和任务分到户，所以开始这里叫小包干（到户）。但这实际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表面上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简化，省去了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繁琐手续，实则免去了生产队这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后来的实践证明，在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即包干到户）以后，这一层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就不再存在了。这样责任更明确、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简便，所以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陆学艺认为，后来说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把大包干纪念馆建在凤阳小岗村是有道理的。
中共中央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名义印发全党，这是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是明确表明“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的第一个文件。但这个文件还讲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一些干部据此作为反对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依据。
（三）再论包产到户
1980年8月，陆学艺和社科院《未定稿》编辑部的王小强一起去甘肃农村调查，对定西、陇西、渭源等搞了包产到户的县和搞了专业承包的兰州郊区农村作了为期38天的调研，写成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的调查报告。陆学艺此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解决农民温饱的临时措施，而且可能成为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桥梁，很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从此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来。”
这篇报告写成后，先应甘肃省委宣传部的要求，在省级厅、委、局、办干部大会作了报告，并在省委内刊发表，1980年11月在社科院主办的《未定稿》上全文发表。公开发表颇有立场和新意的调查报告，对于在“阳光道”与“独木桥”争论中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们，是一种理论上的支持。
1980年是农村改革大争论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改革在农村被突破的一年。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问题。1981年冬天，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执笔起草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近30年的争论，正式确立其合法性。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杜润生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在波澜不惊中，曾经那么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可真是了不起的大手笔。
三、“自任”棉花调查员
如果说1978年陆学艺被单位任命做“三农”研究，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大转折，他认为自己第二个转折跟当县委副书记有关。
1983年 6月，陆学艺写了关于建立县级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议，得到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和时任院长马洪的支持，称这个建议很好，但这件事一定要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同志商量，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建议信很快转送到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处，杜当即表示，很好，我们两家合办。课题组接受双重领导，返京既向社科院领导汇报，也向农村政策研究室的领导汇报，遇到问题也向他们请示。
1983年8月份，陆学艺带着课题组到山东。10月，课题组正式
进点山东陵县，除北京方面有陆学艺等7人外，山东方面有省社科院和省委党校的5人。陆学艺任组长，兼任县委副书记。1983年12月初，陆学艺他们回了一次北京，得知可能有一场“棉花风波”——国家拟压缩棉花生产。
陆学艺坐不住了，他带着助手，从棉花生产调查起，到收棉站、轧花站、转运站、纺纱厂、织布厂、印染厂、服装厂、百货公司调查，最后弄清了收购一担棉花从地里到百货大楼成品销售，当时政府要补贴39元，收得越多，补贴越多。据商业部、财政部的统计，这几年棉花持续大丰收后，纺织业消化不了，棉花库存大量积压。财政部甚至放出“棉花越增产，财政越困难”的信息。结合调查的情况，由陆学艺执笔，写成了《论棉花政策》一文。他不同意商业部门的“过剩”说法，认为国内国际消费市场都很大，要改变棉花作为特殊商品的地位，让它像普通商品一样流通，要打破“两个限制”，即一方面限制生产，一方面限制消费。他提出了7点建议，主张“综合治理”：“应该继续支持发展棉花和棉纺织品的加工、销售和消费，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活跃繁荣起来。”此文由社科院《要报》分3期印发。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看到了这篇文章，在《要报》上批示：“此文‘特别是棉花是否多了’，很有道理，我过去主要听财贸口的，有片面性。”原来想要压缩棉花生产，后来就没有实施。
在陵县，试点组无所不管，上述“管”棉花成绩一流，形成对国计民生全局性的影响。“无所不管”，还包括受德州地委委托还在陵县办了一所大学——德州农村发展学院（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该学院现已撤销独立编制）。县级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一刻没有停歇。1986年6月份，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陵县召开了华东地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县讨论会。会议把经验和问题都提出来了。课题组认为这项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一个县可以自主行动的。与此同时，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开始了，大堆的问题，各方注意力集中到城市了，资源向城市集中，各地的做法也不同。农业、农村发展、基层治理的关注度弱了。年底课题组撤回北京。
在陵县挂职调研历时3年，已开始形成陆学艺调研的风格，就是学术研究的指向非常明确，同时一定会为这个地方办实事、办好事。这也奠定了陆学艺在几十年的调查研究中形成的非常有意义的调研模式：研究、咨政、服务全方位担当起来。
四、用55年解剖一只麻雀——深度剖析一个村庄
未曾料到，就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组织上竟然派他们到农村蹲点，陆学艺一个学哲学的北大学生，又可以到广阔的田野中奔跑、思考，而在之后还可以专门从事“三农”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他实地调研达40多次，用时55年解剖的这只“麻雀”，就是北京市大兴县（现大兴区）芦城村。
2012年5月陆学艺写就了北大毕业50周年的回忆文章：《我做“三农”研究，是从芦城开始的》。次年初，陆学艺确定，这篇文章作为即将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他的专著《“三农”续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的“后记”。这是一篇情景交融的文章，沸腾鲜活的素材大有回到现场的感觉。理性寓于感性之中，可读耐读，读者从中可以读到历史并琢磨出很多道理。
1958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全体师生到大兴县开门办学。陆学艺他们二年级被安排在芦城，无论是带队的冯友兰、张岱年等老师，还是同学们，一律住到老乡家里。陆学艺和另两位同学住在东芦城大队盛洪奎家，盛洪奎是副大队长，在盛家住了前后8个多月，直到第二年5月份回校。同学们常常随队干部下地干活。陆学艺的年龄比他的同学们大，被派到村里给村支书当秘书。他们这批师生也被乡亲们称做“北大学”。
在芦城8个月，陆学艺把大跃进年代的那些特征深深地刻进了心里，无怪乎几十年后，他可以写得如此真实传神。在这里，他们除了与乡亲们情同手足地相处，也亲历农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大锅饭和砍树当柴烧、分配方案没有制度性衔接、消极怠工和出工不出力盛行、浪费粮食习以为常等诸多问题。
这张师生合影摄于1963年北京照相馆。前排中为冯友兰，后排左一为陆学艺。不难看出在芦城结下的师生情谊。
自此，陆学艺“自任”芦城调查员，没有间断回芦城去看看。
1979年春天，陆学艺专门调研农村的第一站就选在芦城。当时，
在安徽、贵州等地，已经开始搞包产到户试点了，但在芦城、在京郊还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虽然也在酝酿联产承包到组的试点。社队干部普遍感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套办法，不利于种好田、要增产、要增收的目标。问其所以，干部们说，劳力们就是不干啊。要么不出工，出工了也不出力，田怎么能种得好！正值春耕大忙季节，陆学艺便随着第一生产队出了一次工。发现出工的大都是女劳力。一了解，竟是常态。回到北京，陆学艺写出调查报告《农业生产中男劳动力都到哪里去了？》登载在中国社科院《未定稿》上。这也是陆学艺关注农民工、关注社会阶层结构和流动的出发点之一。他始终认为，农民工是农民中比较先进和积极的部分，他们是带头和开路的，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就是解决农民问题。
芦城是陆学艺田野调查的第一个点，在每遇到研究中的问题难以解决，或者一有机会，他就去芦城。他满怀深情地观察分析这个村庄半个多世纪来的变迁与转型。到因为芦城，陆学艺建立了农村发展和研究、思考、写作“三农”问题的参照系。因为芦城，陆学艺对农村发展始终乐观，底气十足。芦城是他研究农村解剖的第一只“麻雀”，是他分析观察农村运行、政策臧否的一个窗口，他的许多关于“三农”问题的知识从芦城来，许多确实可靠的信息从芦城来，并且因为他真切地看到芦城一年一年在好起来，所以他对农村未来发展一直抱有乐观和信心。虽然关于芦城他写成并发表的调查报告只有两篇，但他记录的关于芦城事实的笔记有几十本，他写的很多篇重要的“三农”论文，都有芦城的影子。芦城对于陆学艺而言，可以和他的故乡无锡县北钱村相提并论，堪称第二故乡。
五、关注粮食安全
1985年，我国粮棉生产在经历了连续几年快速增长后，出现较大幅度减产。当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正常的“计划性减产”，不必过虑时，陆学艺却敏锐地意识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随后发表《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的报告，指出我国农业发展要想避免陷入徘徊和萎缩，有必要“推进农村第二步改革”，“使城乡改革同步进行，互相促进”。这篇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邓小平在1986年6月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谈到，“有位专家的提醒值得注意”。
进入新世纪，陆学艺大声疾呼：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他认为，我国现在农业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要增产粮食，至少有30—40%还要靠扩大播种面积来实现。其次，要理顺粮食生产流通体系中的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此外，要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构建更加完善的粮食生产、流通和储备体系，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未来的粮仓在哪里？陆学艺认为，经过国家多年的经营，东北平原的粮仓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他已经看到如何既发挥家庭农场经营的积极性，又发挥大农场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这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在黑龙江国有农场里实践成功了！并认为可以在其他有条件的农村推广。
本文基于陆学艺“三农”研究的几个点，并未涉及他的其他研究领域。自1978年开始为“三农”鼓与呼以来，他定位自己学术研究的目标，小则扶贫济困，大则富裕百姓。循着这个目标，他始终直面和担当“三农”问题，打破学科壁垒，把“三农”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融会贯通，给学术界带来一股新风，为“三农”和社会学等学科恢复其应有的魅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他获得了学术深度和宽度，造就了很多创新的成果，且研究、咨政、服务全方位担当。在《“三农”续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一书中，“三农”情怀和责任担当可谓力透纸背啊。
（《“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由重
庆出版集团出版。作者系该书责任编辑。编审。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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