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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炒作民生问题引爆民粹主义思潮

2021-03-24

谨防炒作民生问题引爆民粹主义思潮


陈光金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即,确保纪念建党100周年之际的社会舆论安全,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综合来看,目前,与纪念建党100周年可能相关的舆论风险点较多,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点是炒作民生问题导致民粹主义思潮爆发。民生问题涉及就业、收入分配、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可能引发民粹主义思潮的现实原因;对这些矛盾缺乏历史的、发展的、科学的认识,对我们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定决心和战略举措没有足够的信心,是可能产生民粹主义思潮爆发风险的主观原因;而少数别有用心者蓄意设置错误议题,刻意引导舆论,炒作民生问题,是可能引爆民粹主义舆论风险的幕后推手。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形成预案,对民众进行正确引导,对舆论依法进行治理。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一、民粹主义思潮的由来、表现与危害

 

民粹主义是一种源于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的社会政治实践。这两场政治实践兴起的根源在于当时的工业革命推动政治、社会、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引发不公正的社会转型,造成城乡严重分化和底层民众极端贫困等问题,导致社会的认同危机,引发民众对现有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巨大不满。民粹主义推崇人民直接统治,强调广泛政治权利,带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这形成了民粹主义最初的“人民至上”、反对精英政治等标志性特征。但民粹主义思潮把“人民至上”异化为可以以人民的名义对任何事物进行整治和道德双重审判,有着某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动员作用。一些所谓的政治精英为达到他们的某种个人目的,采取与民粹主义紧密勾连的政治修辞和动员手段,甚至利用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噱头来操纵大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从最初的“人民之上”演变为异化的、危险的政治思潮。

从历史上看,各国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实际上最缺乏关注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但他们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政治图谋的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方式。换句话说,民粹主义的目的绝不是“人民至上”,而是旨在通过引爆民众的不满情绪来操纵群众,以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纵观世界上民粹主义思潮的历史表现,民粹主义本身似乎并没有始终一贯的社会立场和政治主张,无论是政治的极左派别,还是极右派别,都可以打着民粹主义的旗号,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

1929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导致了19291933年史称“经济大萧条”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加重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危机。经济大萧条重创了德国经济,让背负《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的德国雪上加霜,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国内社会矛盾急剧上升,催生了以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为特征的民粹主义的流行。希特勒充分利用民众的民粹主义心理,调动民众情绪并通过合法选举手段登上政治舞台,进而利用民粹主义打出法西斯主义旗帜,在全社会开展蛊惑人心的宣传操弄,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最终在德国社会形成了“反犹”等一系列非理性和情绪性的浪潮,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一时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也都是借助民粹主义的掩护,通过政变等手段上台执政,进而操纵民意,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这一时期的民粹主义给欧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和创伤。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一度使民粹主义成为推动美国消除种族歧视和推动社会公正的进步力量,成为西亚北非国家的社会改革推动力,成为拉美国家实现独立和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至冷战结束后,伴随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社会形态和社会思潮也在持续发生变化,民粹主义再次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发生变化的重要旗帜,而且再一次为资本主义极右势力操纵。无论是推动“草根美国”的佩罗、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的贝卢斯科尼还是法国的勒庞,均将民粹主义嵌入其政策主张的内核。这一时期狂飙奔进的民粹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既有体制的破除,在行动和言论上表现得比一般的保守主义更保守,比一般的激进主义更激进,破坏着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持续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民生发展瓶颈无法解决等方面缺乏良策,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和失望。同时,伴随着西亚北非地区的剧烈动荡,大批难民涌入欧美等西方世界,西方国家民众受到由此引发的就业、安全等问题的困扰日益加深,对政府作为不力的愤怒日渐激烈。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在欧洲趁势而上,认为全球化加剧了经济发展失衡、财富分配不均、种群文化冲突等问题。它以社会底层民众支持为依托,煽动种族对立,反对外来移民,鼓动普通民众与精英对立,不断提升其影响力。此次的民粹主义思潮发轫于欧美,带有明显的反全球化、反体制、反精英甚至反理智的特征。伴随着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等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原本处于欧洲政治光谱边缘的民粹主义已成为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而当前欧洲许多国家的执政党为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在其政策中都相应增加了包含民粹主义的内容。同时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刻意迎合民众不满情绪,制造社会分裂,政策短视偏激,甚至有发展成极端主义的风险。这既反映出欧洲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性弊端,也反映出欧洲内部深层次的矛盾。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贫富差距日益加剧,财富主要流入少数跨国集团和金融寡头的腰包,精英与平民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分工和转移导致低技能岗位大量流失,底层和中产阶层实际收入增长缓慢甚至还有所下降,中下层民众的获得感很弱。同时,贫富差距扩大也导致社会阶层越发固化,底层民众实现阶层跨越的障碍越来越大。传统的政治精英不接地气,注重私利,讲求“政治正确”,导致民众对其丧失信任。而全球化带来的外来人员流入加重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就业压力和社会负担,更带来文化冲突和族群身份认同意识的增强。特朗普在2016年的大选中利用民粹主义异军突起,成功当选总统。作为对民粹主义支持的回报,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称要把权力归还给人民,提出美国优先,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在执政期间,特朗普推出了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提高进口货物关税,加强对美国命脉部门的外资管理,强调美国制造,限制美国企业资本的自由流动,收紧移民政策等,这些举措都包含着民粹主义的内核。特朗普置全球化大势于不顾,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协议,退出了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甚至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些协议和组织是以牺牲美国的就业和经济为代价的。特朗普还向世界挥起了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大棒,向世界主要贸易伙伴提出了加征关税的要求,并威胁要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特朗普一系列包含民粹主义的政策不仅搅动其国内的传统政治生态,刺激着国内的民粹主义思潮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而且其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已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给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平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在拉美,民粹主义也一度大行其道,其基础是民众对政府贪腐无能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厌恶情绪。拉美民粹主义者擅长通过广场集会或示威游行等方式发动底层群众,打出反对贪腐和分配不公等空泛但让民众心动的口号,利用社会的悲观无助和失望情绪,煽动民愤,通过选举等途径上台执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拉美的民粹主义者喊口号很响,但在上台执政后却提不出切实可行有效的政策举措,反而利用自身权力,肆意挥霍政府开支,推行高福利政策培植政治基础,甚至不惜采取不切实际的没收外国投资等极端政策,造成投资锐减、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和经济走向封闭,民众生活陷入困境,社会安全陷入混乱。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面对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的泛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民粹主义极端化的危害。我们要在坚决摒弃和抵制民粹主义思潮的前提下,高度重视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效应的不断外溢,防范民粹主义对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和和平崛起进程的干扰,尤其是要防范该思潮与我国社会当前转型期交织发展的各种矛盾的共振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二、现阶段我国民生发展的成就、挑战与舆论风险点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大、十九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可以看到,就当前而言,我国的民生事业领域,主要包括就业、收入分配、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2021年起,我国将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在民生领域,毋庸讳言,仍然存在种种难题,面临种种挑战,归根结底,是要解决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其中难免存在一些可能引爆民粹主义思潮的风险点。在这个过程中,谨防炒作民生问题,避免引爆民粹主义思潮,需要提高社会公众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的认同,提高人们历史地、发展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我国现阶段民生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难题和面临的种种挑战。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现阶段,我国的充分就业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整体转向中高速度的高质量发展,就业形势整体稳定,就业质量不断提高。20162019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目前累计已超过6000万人;全国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以下,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劳动就业结构持续改善,就业质量不断提高。从就业人口的产业分布看,2019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达到47.4%,比2016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就业人口的城乡结构看,2019年城镇就业人口比重达到57.1%,比2016年增加4.9个百分点。从就业人口的技术结构来看,有技能劳动者占比有所提高,到2019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约1.7亿人,占当年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21.9%。农村进城劳动力就业逐年增加,到2019年,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即使在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除了在一季度达到6.2%外,其他时间段都降到了6%以下,到12月份回落到5.2%。农民工的就业总量在年初同比有所减少,但从二季度开始回复增长,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民工总计达到1.79亿人,超过2019年同期规模。但是,全社会劳动就业的总体压力仍然较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应对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需要未雨绸缪;高质量就业的时代要求与就业质量总体水平难以明显提高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合理的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保障、工作稳定性、劳动关系问题,仍然是值得高度重视并努力解决的问题;劳动相关制度的系统性、协调性和执行力问题始终存在,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脆弱性,个别情况下还经不起经济波动以及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等的冲击;不同社会阶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容易形成社会舆论热点甚至引发舆论冲突。

收入是民生改善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着显著的增长。例如,如果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19782019年,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9.7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6.1倍。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扩大之后,从2009起开始逐年收缩。从基尼系数来看,在2009年达到0.49的峰值后,到2018年降至0.47;从城乡差距来看,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同样在2009年达到峰值,即3.331。反贫困事业也取得伟大成就,到2020年,现行贫困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中国脱贫人口占全世界同期脱贫人口总数的70%。但是,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贫富差距问题仍然不可小觑。当前,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是不同的,尤其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总体上赶不上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例如,如果按五等分进行收入分组,我们会看到,从2002年到2019年,城镇最低收入户、次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次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18%10.54%10.82%11.12%11.15%;城镇最低收入户、次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次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15%11.57%11.69%11.72%11.29%。从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情况来看,内资非国有制单位职工的人均工资与外商投资企业等类企业的职工人均工资相比水平相对较低,增长相对较慢;基础性工业部门和传统服务行业职工的人均工资与金融业和IT行业职工的人均工资相比,也存在着水平相对较低和增长相对较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可能一旦被炒作就可能引发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问题。但客观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客观的、历史的成因,必须看到我们党从来就不讳言这些问题,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着充分的认识,党和国家在推动解决这些问题上也做出了并且在持续地做出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力以赴地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证。

住房与就业同等重要。安居乐业从来是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住房得到了持续改善。到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较大成绩,“十三五”期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超过2300万套,帮助5000多万居民搬出棚户区住进楼房。截至2019年底,3800多万困难群众住进公租房。20192020年共安排中央补助资金1400多亿元,支持各地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8万个,惠及居民约1043万户。当然,住房问题仍然不可轻忽。在城镇,低收入阶层住房改善的需要、农村进城人口的住房难问题仍然突出。住房问题的关键是房价。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大中城市房价依然处于上涨态势。20209月份,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3%0.2%。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9%;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4%。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4.8%;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0%。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4%1.7%。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乡居民住房问题,长时间实施保障性住房建设、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危房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在农村地区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过程中,790万户、2568万贫困群众的危房得到改造,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安置住房266万套,960多万人“挪穷窝”,搬入了新家园。今后,我国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原则和定位。

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取得成效。从2016年到2019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累计达3200多万人,中高职毕业生累计达3400多万人,高素质科学人才和技术人才培养已经形成了规模,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才队伍支撑。2019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53.01万所,在校生2.82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比2015年提高了11.6个百分点,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稳定进入普及化阶段。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89.5%。总体上,中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都已经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受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影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4年的10.05年增加到2019年的10.7年。2019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占50.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7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公平性不断提升。“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支持乡村教育,安排“特岗计划”教师42.8万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中西部8万多所乡村学校近130万名教师,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4000万名农村学生,85%的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累计招生近52万人。针对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共资助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9亿人次,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3%。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同样也还存在一些难题,面临一些挑战。需要进一步解决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国家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平衡问题,在继续发展好高水平的高等院校的同时,更多地支持其他院校的发展,从传统的精英化发展战略转向普及化发展战略。学前教育解决好过度市场化问题。2019年,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83.4%,但学前教育资源尤其是普惠性资源严重不足,政策保障体系不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滞后,监管体制机制不健全。在基础教育领域还要解决好学校正规教育减负与校外影子教育增压的矛盾,真正做到整体性减轻全社会的教育负担。当然,我们同样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和矛盾,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断出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国民教育事业的巨大努力和生动实践,也无不告诉我们,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教育领域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都将逐步得到解决,面临的这样那样的挑战都将得到有效的应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此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

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不断深化,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提升。“十三五”期间,国家启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医保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基本药物数量由520种增加到685种。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药品中选价格平均降幅52%以上,打通降价药进医院“最后一公里”。2019年,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对群众费用负担重、反应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医用耗材开展带量采购,挤出虚高价格的水分。202011月,国家首次组织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产生拟中选结果。其中,心脏支架价格从均价1.3万元左右下降至700元左右。“十三五”期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可及性不断提高。从2015年到2019年,每万人全科医生数从1.38人增长到2.61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从5.11张增长到6.3张,执业(助理)医师数从2.22人增长到2.77人,注册护士数从2.37人增长到3.18人,84%的县级医院达到二级及以上医院水平。公共卫生水平不断提高,覆盖面不断扩大,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从2015年的40元提高到2020年的74元,免费向全体城乡居民提供14大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9年,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比2015年降低10.8%。从2015年到2019年底,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到77.3岁,孕产妇死亡率从20.110万下降到17.810万,婴儿死亡率从8.1‰下降到5.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0.7‰下降到7.8‰,部分代表国民健康整体水平的统计指标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降至28.4%。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也还面临一些难题和挑战。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和价格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平衡性、合理性和公平性还有待提高,还有若干矛盾问题需要解决,公共卫生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的体制机制建设还有待加强。然而,这些问题同样是发展中的问题,有着历史的成因,其中不少问题,甚至并不是我国独有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即便发达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也是步履维艰。只有是我们党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才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不断接近这些问题的完美解决。

我国现代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据统计,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10亿人。目前,需要进一步提高覆盖面、待遇水平和统筹层次,进一步解决好所谓的碎片化问题仍然,逐步平衡社保基金存量和支付能力的区域差异;要加快解决农民工参保率不够高的问题;加快健全完善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战略和举措,在“未富先老”的压力下解决好养老社会化问题,建立起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有机结合和衔接的制度体系。与老龄化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和应对低生育率的问题,也是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相关问题。总的来说,社会保障问题和应对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社会保障和老龄化问题似乎并未成为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关切,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取消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政策,也并未受到民众的多大反对。但是在中国,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影响,这个问题却可能成为民粹主义思潮炒作的风险点,需要予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