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社会学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实践,继续关注本土化问题,完成了由本土化研究方法讨论和思考到为“中国故事”提出理论解释的进步。同时,大数据等科学研究方法进一步在实证研究中加以运用,大数据与传统问卷调查数据相结合,回答了如何处理大数据与传统问卷调查数据关系的问题。此外,方法方面,社会学家系统地为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提供了方法论辨析,为今后相关实证研究进展提供了相关指导。
本土化讨论继续深入
2019年,社会学家继续围绕本土化进行讨论。景天魁在过去主张的在本土文化社会中寻找社会学话语体系建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社会学应立足本土资源,树立社会学学科自信。他认为,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包容互鉴,是不同学术之间的相待之道。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12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中西会通必须以古今贯通为前提和基础,否则就只能是“西方化”。中国社会学史绝对不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史,我们的学科发展应该走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含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18日)。罗静认为,中国社会学界与西方社会学界的学术价值取向存在重大区别,中国的学术研究追求的是“本质地揭示现象”,而西方的学术研究更加注重“知识的积累”。因此,一项社会学研究有没有价值、有多大的价值,中国和西方社会学界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应警惕社会学研究方法罔顾中国的现实社会关怀,变成纯粹为与西方对话而进行的学理积累,要以中国的经验构建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并以此为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以中国经验构建本土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6日)。
实践方面,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发展与变化,本土化经验亟须相应理论解释。面对中国40年的发展经验的理论挑战,王春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一文中,以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为例,从历史、实践和理论逻辑三个方面,探索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的内在原因,提出社会文化主体性体现为家庭和家族、拟家族化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区域社会四个相互关联与支撑的方面,认为社会文化主体性在过去40年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数据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大量运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为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方法更新与变革,带来不可多得的机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与传统数据相比,在规模、类型、质量、时效性和分析方法与逻辑等方面,存在着本质性差异,社会学研究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关于大数据在社会学领域的运用,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方法论上的讨论和辩论方面。如孙秀林、陈华珊与潘绥铭关于社会学是否可以使用大数据的争论(《互联网与社会学定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生活是如何被篡改为数据的?——大数据套用到研究人类的“原罪”》,《新视野》2016年第3期),真正使用大数据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
2019年,社会学家将大数据与中国本土社会学议题相结合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用大数据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证明了大数据在社会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行性。龚为纲等《媒介霸权、文化圈群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全球传播——以舆情大数据GDELT中的涉华舆情为例》(《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利用全球舆情互联网大数据对西方如何看中国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句国栋等《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的合作网络图谱——以权威学术期刊十年论文为例(2007—2017)》(《清华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卷),利用我国人文社科六大代表性权威期刊论文大数据,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合作的网络特征进行了分析。
此外,如何处理大数据与传统调查数据的关系也一直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问题。2019年社会学家也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学家认为大数据可与传统社会调查数据结合,进行实证研究。如陈云松等在《无关的流动感知: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了吗?》(《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6期)一文中,利用百度指数大数据生成各省历年“阶层固化”关注度指数,并将其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2012)的流动感知数据及统计年鉴资料相匹配,考察了公众对自身阶层流动情况的感知和对“阶层固化”话语关注之间的关联。
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的方法论辨析
一直以来,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都对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的研究持保留和怀疑态度。例如,学者们经常会认为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所以不能使用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此外,使用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的另一种情况是,研究议题决定学者不得不使用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那么主观变量是否可以解释主观变量呢?针对这一研究问题,胡安宁在《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方法论辨析》(《社会》2019年第3期)一文中,对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辨析。他认为,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的分析路径从学理逻辑上具有合理性,考察了“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所存在的混淆偏误问题,并从理论论辩、变量测量和数据分析三个方面讨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针对每一个应对策略展示了经验实例,并对该策略的优缺点和适用情况进行了剖析和对比。并且,他也具体分析了诸如因果关系方向、判断混淆偏误的敏感性检验、测量误差等未尽议题。这为今后社会学相关主观解释主观议题分析提供了系统的分析路径。
总体而言,2019年的社会学研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题和目标那就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无论是选题方面还是理论方法方面都更加强调为中国特色社会议题提供社会学解释,同时积极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在与世界对话中更加彰显中国特色。
(龚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