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亿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0.6%。作为城市流动的“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社会心态及诉求需要引起更多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我的打工网合作，聚焦江苏昆山和长三角等地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于2020年1月7日至1月23日，依托我的打工网，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就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及其特征、工作和生活情况、社会心态等进行了调查，并就如何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社会公共服务提出建议。 

　　以90后为主，会网购、爱刷短视频、用网络借贷……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似乎更加适应。而找工作对他们来说也不再困难，他们更轻易地从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在这些大众印象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对于“新市民”的身份，他们如何看待，又面临哪些困扰？ 

1、新生代农民工什么样 

　　昆山南站和不远处的昆山客运中心，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外来务工人员。28岁的张伟（化名）来自甘肃省西和县，2009年来到昆山，希望在城市里挣得一方天地。张伟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以前是农民工，姐姐“没什么文凭”，小学毕业就出来打工，现在也已成家，张伟的两个小外甥在老家，如今也成了留守儿童。20岁的王慧（化名）老家在陕西渭南，之前在苏州一家电子厂打工，这个月刚来昆山找工作。“我们姐弟三人都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现在父母和姐姐依然在外地打工供弟弟上学。”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他们是活跃在你我身边的快递员或外卖小哥，是供不应求的家政服务人员，也是在现代化生产车间里操控数字机床的产业工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又有哪些基本特征？

    以年轻、学历较低的男性为主要群体。5918名受访者，主要就职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等，其中以制造行业的蓝领工人为主。从年龄来看，大部分受访者出生在1990年之后，平均年龄为27岁。其中，90后（26~30岁）和95后（21~25岁）的受访者总占比为6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绝大部分受访者的学历集中在初、高中学历。问及年纪较小的受访者为什么这么早出来打工时，“不喜欢学习”“没打算赚钱，出来玩”“因为周围很多同龄人都出来打工了”。这个群体中，2000年之后出生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父母大多有打工经历，并存在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现象。从成长的生活环境来看，大部分受访者父母都有打工经历，其中受访者父亲有打工经历的比重最大，占比为78%，受访者母亲有打工经历的占比60.1%。从留守经历来看，39.5%的受访者小时候有过留守的经历，其中有5年以上留守儿童经历的占14.6%。从留守年龄来看，受访者开始留守的年龄主要集中在7~12岁，占21.3%，其次是在4~6岁（17.8%）和0~3岁（12.6%）。

　　从受访者子女的留守情况来看，子女是留守儿童的占39.8%，夫妻一起带孩子的比重仅为6.4%。调查发现，从留守经历的代际传递来看，在有留守经历的受访者中，其孩子是留守儿童的占比为41.4%，高于总体样本的比例（39.8%）。受访者普遍反映“老家那边留守儿童现象很普遍”。可见，父辈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选择。

    单身与已婚群体面临问题大不同。从婚恋状况来看，65.3%的受访者属于单身，已婚的受访者占比13.4%，另有13.8%的受访者未婚但有交往对象。单身无配偶的受访者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婚恋问题，占比66.3%，其次是住房问题（14.7%）和父母赡养问题（6.8%）。而有配偶的受访者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子女教育问题，占比40.9%，其次是住房问题（24.4%）和父母赡养问题（12.2%）。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婚农民工群体中，大部分与其配偶和子女生活分离，这对其下一代的教育与成长将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2、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生活和工作难题 

　　30岁的李明（化名）家在山东梁山，2019年来到江苏苏州打工，负责一家公司的设备维修，每天工作12小时，月收入七八千元。李明对目前工资比较满意，但觉得公司住宿条件一般。不久前在老家买了房子，每月还房贷三四千元，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老家，自己闲暇时间主要是看网络小说，玩抖音、快手。24岁的郑红（化名）老家在湖南怀化，20岁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一家电子类工厂工作，旺季月收入4500元左右，平时买买衣服，给家里补贴一两千元，“攒不下钱，每个月都月光”。 

　　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依然巨大，就业面临的情况多而复杂，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不容忽视。

　　工作时间长，流动性大。从在职时的工作时间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之间，每周工作时间在6天左右。受访者在谈及工作时长时，“以前打工不知道累，经常连续36小时、72小时加班”，“指着加班赚钱，不加班赚不到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所改善，但仍然依靠超时工作提高个人收入。

　　“像我们外地工人，回一趟家得一星期到半个月之间，工厂不给那么长时间的假，就辞职算了”“哪个厂工资高就去哪里”。对于在职的受访者，他们从事当前工作的时间大多数在两个月内，其中工作了10天以下的占比30.8%。有41.6%的受访者换工作的次数在3~5次之间，有35.4%的受访者换工作的次数在6~10次之间，工作流动性大。面对新业态层出不穷，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一直对外部环境保持新鲜感，工作岗位和地点变动也更频繁；另外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稳定性差，收入和工作条件是影响其频繁更换工作的主要因素。

    收入较低，社会保障参与度不高。有近一半（46.3%）的受访者平均月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有31.3%的受访者平均月收入3001~4000元之间。从社保缴纳的情况看，不缴纳社保的受访者占比51.3%，15%的受访者不知道自己是否缴纳了社保，该群体的社会保障一直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短板。

　　业余生活较为单调，玩手机成为主要休闲方式。在休闲活动方面，受访者的休闲活动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玩手机（64.9%）、睡觉（54.4%），以及和朋友或家人聊天（36.9%）。有的受访者表示“工作认识的朋友不太多”。调查显示，农民工群体的业余生活主要集中在玩手机，文化活动涉及较少。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群体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对业余生活的时间造成挤压；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群体的人际交往主要是基于亲缘和业缘关系，使得社交网络内卷化。

    经济基本独立，但存款较少，理财观念淡薄，使用网络借贷比例高。从经济自立情况来看，大多数（76.9%）受访者靠工资能够养活自己。从2019年计划存款情况来看，有近一半（45.7%）的受访者有计划过存款，但没存下，因此抗风险能力较低。受访者反映“在厂里三四千元一个月根本攒不到钱”“随赚随花，家里需要就给”。

　　同时从借贷情况来看，有近一半（46.6%）的受访者目前没有外债，有外债的受访者平均外债金额是13595元，主要集中在10001~50000元（15.5%）；从用过的借贷方式来看，用花呗借钱是受访者最主要的借贷方式（60.2%），其次是向朋友借钱（42.8%）和用借呗借钱（27%）。“在老家买了房子，每月还房贷三四千元”“平时有用花呗，会按时还”。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能够基本自立，但存款少，缺乏理财观念，并且部分农民工是现金贷的主要使用群体，这使得其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为生活增加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3、想融入城市，也想要更好的生活 

　　21岁的王丽（化名）来自河南信阳，和男朋友一起在昆山务工。王丽说：“之前在广东做过工，那里物价比较低，工资也低一些，但是压力没有这里大。在这没有家的感觉，以后也不想留在这。”29岁的李林（化名）来自安徽，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去过南京、杭州、无锡等地，在纺织厂、服装厂、电器厂都工作过，“反正在哪个地方都待不久，待久了感觉有点厌烦。我以后成家后想在老家的市区生活。”作为城市流动的“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对未来又有哪些期待？ 

    社会融入难，城市归属感较低。受访农民工普遍表示以后不会留在打工城市。有受访者表示“暂时先待着，明年就不出来了”“在家里找点事做”。有15.7%的受访者表示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有15.9%的表示不确定能否适应城市生活，有41.5%的认为自己不是打工城市的人。这均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较差。

　　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身份标签”的户籍限制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享受不了与户籍相联系的各种城市公共服务和福利，不仅限制了他们的物质消费和文化生活，也使得他们在市民化的路径中遭遇子女上学、医疗保险、住房等方面的限制。

　　工作意义认知模糊，工作、生活满意度不高。有37.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有24.2%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工作意义表示不确定；有32.8%的受访者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仅有15.9%的受访者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并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意义，工作和生活满意度较低。这跟一线工人的工作性质和工厂的管理制度密切相关。这些工厂管理制度比较严苛、工作内容枯燥、工作强度大，“上六休一”、每天加班两三个小时是常态。这导致他们对工作缺乏新鲜感和积极性。

　　受访者大部分住在工厂宿舍（66.4%），“一般是六人间或八人间”，几乎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居住满意度均不高。由于吃住一般都在工厂里，农民工的生活成为工厂管理的延伸，每天的吃饭、休息也像流水线一样被安排。“电子厂各种规矩非常多，比如吃饭一般是半小时到40分钟，但要排队安检，还要穿脱防尘服，真正吃饭的时间只有15分钟，特别紧张”。

    期待稳定社会保障，提高工作收入。“以前厂子少，找工作很不容易，现在厂子多，看到有其他工厂工资高，又开始动摇了”。在问及找工作看重的因素时，工资高不高、工厂是否正规、能否按时发工资、住宿条件、食堂伙食、有没有加班费等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比较看重的因素。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新生代农民工会频繁地进出于各个工厂，这就导致他们工作很不稳定。

　　在社保缴纳方面，有48.8%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缴纳社保，有62.6%的希望缴纳公积金。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认识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课题组在疫情暴发后的调查显示，77.4%的表示在疫情过后想要找长期的工作，有43%的表示今后找工作会关注“正式工”。新生代农民工从单纯地追求高工资、高返费转向寻求一份长期、稳定、正式的工作。

　　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但缺少清晰、可操作的规划。在被问及“你觉得你未来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时，有75.6%的受访农民工表示“会比现在好”，有66.7%的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在具体的未来规划方面，68.1%的表示不打算在工作的城市买房，有47.6%的打算未来回家乡就业。

　　尽管大部分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持有乐观态度和长远规划，但这更多属于对于未来的模糊而美好的期待，缺乏具体、明确、可操作的发展路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虽然清楚地认识到“打工赚不到太多钱”“不可能一辈子在外面打工”，但就目前来看，他们仍会选择继续打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们来说，虽然认识到打工不是长久之计，但依然会走下去，这看似矛盾，但更多属于无奈之举。他们大多数受教育水平偏低，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4、完善公共服务让“新市民”更好融入城市 

    提高农民工待遇，落实企业社会责任。调查发现，受订单的影响，工厂的招聘需求和薪资待遇是实时变化的，呈现出“潮汐式”用工：当工厂的订单比较多时，用工需求比较大，此时薪资待遇比较高，还会有返费。而当订单比较少时，用工需求就减少，此时薪资待遇就会比较低。这就使得农民工为追求更高的收入而频繁地换工作。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首先要改变企业“潮汐式”用工需求带来的收入差距，为他们提高正式、稳定工作的待遇。企业可以提高工价，并使工价在全年保持稳定；以年终奖、升职加薪等形式为长期工作的农民工提供奖励。

　　此外，企业应切实落实社会责任，实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提供和谐、舒适的就业和生活环境。比如可以增加工厂内的休闲娱乐设施，定时组织一些娱乐和聚会活动，如同乡会、相亲会等，做好团建工作；同时可以实行岗位轮换制度，允许农民工在企业内部申请不同的工作岗位，降低他们长期在一个固定岗位的职业厌倦。

    规范职业中介市场，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通过职业中介或劳务派遣公司的代理招聘进入工厂。在昆山遍布着各种职业中介公司和劳务派遣公司，劳务中介通过广告、街头宣传、网络招聘等向农民工推荐工厂和岗位。这些劳务中介公司往往良莠不齐，不少农民工都有过被“黑中介”欺骗的经历。政府应进一步规范职业中介市场，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农民工维权开设特定渠道，及时处理农民工与职业中介和工厂的劳动纠纷，使这些职介公司切实发挥好助力农民工就业的积极作用。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保参保率低的情况，需要结合他们的现实情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比如解决“15年”年限限制的问题和频繁换工作带来的断缴问题，加大补贴力度、降低农民工自身参与社保的成本等。此外，政府应为这一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如为他们提供特定的医疗服务、提供买房落户方面的政策优惠、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教育问题等，让他们看到留下来的希望，切实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同时，在农民工个人发展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比如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创业补贴和贷款等。

　　以更包容的心态，营造和谐、友好的社会环境。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参与度较低。基层社区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联谊活动，如邻里节、社区运动会、社区“跳蚤市场”、邻里聚餐会等，加深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接触和交流，在社区内形成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相互理解、尊重、包容的良好氛围。同时，社区文体活动设施和各种文体组织向农民工开放，吸引农民工参与社区文体活动，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另外，基层社区还可以举办一些公益性活动，如慈善救助、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引导农民工和当地居民互帮互助、和谐相处，使他们能够尽快融入社区和城市之中。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课题组，课题组成员：王俊秀、周迎楠、崔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