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疫情下的国内学界在社会理论领域的研究虽有些低迷，但依然有一些研究可资一叙。下面从国外（西方）社会理论、中国传统社会与社会学两个方面对2021年度的相关研究予以简要评述。
关于国外社会理论的研究
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近年来进入一种比较繁荣的局面，每年产生的相关研究文献也颇为可观。下面选取一些带有社会学/社会理论色彩的研究略作评述。付文军从微观—宏观视角对《资本论》进行了解读，认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形式的“微观透视”，科学地展示了商品形式的奥义、货币形式的机理与资本运作的逻辑，并对这些经济细胞所蕴含着的复杂社会关系进行了细致刻画；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宏观审视”而在理论上确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的依赖性”与“人的独立性”，并揭示了“抽象统治”与“颠倒的世界”的实际状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状况。董彪从概念规定、历史脉络和结构特征三个方面分析资本权力，试图论证资本本身就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社会权力，是在 “超经济权力”向“经济权力”转换的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权力形式，是资本的自我运动中既推动价值增殖又实现力量扩张并具有双螺旋结构的总体性权力形式。文兵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提出新的解释，指出马克思虽然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放弃了《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的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的理论，但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并没有完全放弃“异化”这一概念；马克思在后期认为异化的产生和消灭都要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分工的发展; 异化及其克服本身不再是历史的力量，不再是一种本体论层次上的解释性因素，而只是一种现象学层面上的描述性因素。邹诗鹏指出，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及其演进历史的分析，通过破解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那种同一于政治国家的伪政治性质，通过确立“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通过揭示市民社会的非政治性与非伦理性，通过区分“资产者”与“公民”或“市民等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经济性质，并确证了经济性质的现代市民社会之实存，并据此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创建唯物史观等诸研究路径。寇东亮指出，劳动概念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劳动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命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劳动是一个关涉人类的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总体性和历史性范畴，蕴含历史本体论、历史批判论和历史目的论意义，具有三重辩证意涵和自由意蕴：在历史本体论层面，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凸显“必然王国”的自由；在历史批判论层面，劳动作为“谋生手段”，凸显“偶然王国”的自由；在历史目的论层面，劳动作为“第一需要”，凸显“自由王国”的自由。也有一些相关比较研究，如张巍卓认为，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及其现实可能性，是在马克思同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思想争执的背景里展开的，从黑格尔法哲学的理念前提到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经验条件，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创造性综合了二人的社会与国家观，呈现出现代共同体的总体图景及其伦理意蕴。付来友认为，莫斯的通过“礼物”研究以寻找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智慧，发现社会保障、慈善等活动中蕴含的互惠精神，从而看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的希望；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也蕴含着“一切人与一切人互惠”的解读可能；两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可以看作让道德重回经济的不同方式，即实现一种人与人互为目的的康德式道德，这也正是礼物关系中人们占有彼此的状态。
在韦伯研究方面，苏国勋先生指出，韦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学崛起的进程相一致。中国社会学一方面需要汲取韦伯的论述中弥合行动与结构、唯物与唯心二元对立的成果，彰显其多元因果分析的论述路径；另一方面则要基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对其《儒教与道教》所阐发的若干基本观点，如儒教与清教的可比性、理想类型运用之得失以及普遍历史与历史个体之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唯其如此，才能借助韦伯之论述推进我们的“文化自觉”。田耕通过对韦伯相关文本分析，指出行政集团集政治经营和代表这两个能力于一身，它与组织体其他成员的关系被韦伯概括为正当性支配，正当性支配的含义与组织体强制有着相当的重合，而韦伯重返政治家的天职观恰在于抵制正当性支配和组织体强制的重合，“政治作为天职”也充满了组织体强制和政治人格之间的张力。这也意味着，我们应从支配中的行动者关系而不是正当性支配的信念来重新考察支配社会学。王楠尝试从伦理人格和生活之道的角度入手，讨论韦伯思想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经济与社会》及《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发展；指出虽然存在着具体论述问题和作品性质的差异，但韦伯思想始终不变的关怀在于，思考“伦理”对于现代人格的构成与品质培养的根本意义。在其中期的新教研究中，韦伯清晰地确立了这一核心命题，并在晚期的世界诸文明比较研究中，从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两个角度对其加以深化和扩展，最终将社会学研究的一般框架与伦理人格及生活之道的文明多样性视角结合在一起。孙尚扬考察了贝拉对韦伯关于“拒世之爱”的分析，指出其研究虽未对韦伯的“拒世之爱”做更为全面深入的类型学梳理，但却将韦伯对拒世之爱及其现代命运的探究上升到了传统的救赎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高度，阐释了“拒世之爱”的宗教底蕴，并为韦伯所勾画的关于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的阴郁灰暗图景涂上了斑斓的亮色。
在涂尔干研究方面，谢立中指出，涂尔干一生都将“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作为社会学的基本目标。但在涂尔干的著述中，既有一门以“道德生活事实”为考察对象的社会学一般理论体系即“普通社会学”，又有一门以“道德”现象为考察对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只有了解了涂尔干著述中“道德”概念的不同含义以及涂尔干关于社会学发展路径的经验主义构想，才能理解这一令人困惑的情况。杨修业指出，涂尔干著作中的“社会”观念具有物理力量、观念力和情感力的三个面相。物理力量主要体现在涂尔干解决“拒不妥协的个人主义”的困境，而观念力和情感力则用于解决个人如何融于社会之中又同时保持其个性的难题。社会不仅具有个人难以左右的外在客观性，还能作用于个人内心，通过观念力和情感力激发个人对社会的热情和崇敬之情从而获得神圣权威。而《自杀论》则体现了社会作为情感力的另一作用方式：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的失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心态危机，并通过情感力将这种社会病症传达到个人身上，冷漠、激情、恼怒与厌恶不仅成为自杀者所持有的情感基调，同时也是现代人独有的情感状态。
其他研究：何蓉考察了齐美尔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指出从宗教社会学角度来看，齐美尔的宗教研究立足于个体的生命体验、突破了具体的宗教形态，有助于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分析框架。通过梳理齐美尔有关宗教作为一种生命形式、宗教情感与社会关系等论述，指出其宗教性概念赋予了信仰者以自主性。王晴峰考察了戈夫曼社会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问题，并称之为“互动功能主义”，强调的是互动仪式和道德伦理，两者构成了维持互动秩序均衡的两大基石。该分析范式包含三个要素，即需要、沟通系统和道德规范；互动功能主义可被视为对传统功能主义的某种修正。毕向阳指出，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形态学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人文生态学在知识谱系上具有一定的关联。而受当时欧美社会学此一研究传统影响的吴文藻、杨堃等人的主张与实践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并最终塑造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主体风格。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的研究
在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研究方面，2021年度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
周飞舟从中国传统的家庭理论入手，以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为切入点，深入讨论父子关系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差序格局和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解。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一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一体的思想源于“一本”的社会意识，即以父母为本而非以天为本或以神为本，这在中国传统的祭礼中有明显体现；“一体”是指“父子一体”“母子一体”，“一本”和“一体”的社会意识构成了以“孝”为本的社会伦理体系，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相互呼应。陈涛指出，近代以来，正是康有为对公天下的言说，激活了儒家原本在公天下和家天下、仁与孝之间建立的关联，并提醒我们在家天下的礼制之外，儒家尚借助尧舜之道而寄托着一个公天下的理念，等待后人来“取法”；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通过拆解仁与孝的连带，把儒家在公天下与家天下之间所构建的统一拆解了，这导致公天下理念所倚靠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与历史中既有的国家和家族形态相互对立，从而成为一种激进的政治理念。魏文一考察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中团体生活模式，指出无论是乡村建设研究院，还是乡学、村学，它们都以同处共学的书院为原型，并联合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与乡约“拟家”的类比模式相比，书院重组地方社会后，在亲属、地缘关系之外加入朋友关系，甚至以友伦来统摄其他伦理，促生了一种新型的团体生活。杨清媚对费孝通的两部作品——《茧》与《江村经济》——进行比较，指出费孝通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城市以坐食者为主体，无法产生现代性，另一方面承认大学是现代性的发源地，知识分子返乡办工业可以使乡村获得现代性；既把乡村作为现代性的载体，同时强调保护农村社会的整体性；市镇成为一个关键的枢纽，它使乡村与现代性充分接触，使走出乡村的人与乡村维系着有机联系。费孝通的现代转型理论基于乡村—市镇—城市的关系，表现为空间上的现代化。侯俊丹将“社区研究”置于燕京社会学的学术生态体系中进行考察，辨析 1935 年前后燕京社会学人杨开道、吴文藻等人对“社区”概念的总体性意涵理解之差异，指出燕京社会学对如何理解中国社会有其内在发展理路，体现在由20世纪初美国农村社会学中的基督教社会进化论下的社区分类学，向基于功能派人类学的比较社会学的转型。
（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