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情结

出身农家，在高中读书时，对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情有独钟，最后一篇作文，写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农业经济学家

1988年下半年，我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编辑，负责社会学方面的书稿。有一天陆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他那儿有一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专著译稿，是李培林教授翻译的《农民的终结》。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陆老师推荐此书的深层内涵——希望法国农民的演变为中国农民的未来提供新的参照。后来跟随他的时间长了，就更能体会到他的“三农”情怀。

陆老师经常说，自己是农家出身，对农村、农民、农业有很深的体验和记忆。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依然还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他出身江南鱼米之乡无锡，还能看到一些农民连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可想中国其他地方农民的生活该会是怎样的艰难啊！为此，他在一篇中学作文里抒发未来的抱负，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经济学家,帮助农民解决吃饭问题。这也是他后来之所以从中国哲学史专业转向三农研究的重要原因。

在大学时代，他与同班同学响应国家的号召，到大兴县芦城与农民一道，同劳动共生产。这使他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村和农民的影响。由此，他曾说芦城是他真正开始农村、农业、农民研究的地方。后来他发表的多篇三农文章都与他在芦城的经历直接有关。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深入甘肃、安徽、河南等地，对三农进行大范围的田野调查。当时，各方面条件相当差，但是，这并没有阻挡其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热情。正因为有了深入的田野调查，他才会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他曾于1981年再次去芦城调查时发现生产队出工务农的大多是女性，而感到很惊讶。他问一位年轻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曰“现在哪是人民公社，早就是‘人民母社’了！”他马上意识到国家政策已经存在不利于农业发展的问题。他把这一现象加以分析，提出要进行农业政策改革的政策，引起了上层的重视，也曾引来各国媒体记者的关注。

从上世纪90年代，我有机会跟随陆老师走南闯北，绝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做调研，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西到新疆，东到台湾，每到一地，陆老师都要到村里找村干部、农民交谈，与当地农口部门的干部交流。据我对陆老师田野调查的观察，我发现跟农民打交道的最好秘诀是，想农民之所想、思农民之所思、解农民之所困、听农民之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浓浓三农情，就不可能深入了解三农，更谈不上会有深邃的三农思想。陆老师的三农思想正体现了这一点。正如陈锡文先生所说的，陆老师在三农研究上是最早把农民当作三农研究的核心和主体的，从而成就了他深邃的三农思想。

陆老师的三农思想不限于经济学范畴，更具有跨学科特点，这得益于他的哲学学科知识背景、大学时代的开门办学实践以及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他经常对学生说，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同学必须学好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这三门课相当于理科的数理化，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有广阔的、多学科的视野，才能更深地透视社会现象和问题。他的三农研究就是这样，显得独具匠心，具有先见性。

探求农村第二步改革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的最后一个堡垒，改革的难度很大、阻力很大，但又非改不可

陆老师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完全源于农村内部，主要源于外部，与城市社会直接相关，因此提出“反弹琵琶”的解决思路，即从外部想办法解决三农问题，而不应从农村内部找解决办法。那么，外部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推进以人为主的城市化，也就是说，通过城市化，将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减少农村人口规模，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但是，他后来也发现，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入城市、外出打工，农村人口老化，不少村庄出现“空壳化”，也不利于农村发展。他觉得农村留不住人也是问题，当然这首先是农村不发达造成的，更主要是，现有的农村政策并不能让一部分青壮年留在农村，承担起发展农村的重任。因此，他觉得国家应该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

在陆老师看来，农村第一步改革仅仅限于生产领域，解决了生产责任和积极性问题。这一步改革导致了人民公社被废止，诱发市场经济发展，但是，这一步改革有局限性，尤其是粮价难以上升、购销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二步改革应该在流通体制领域，但是由于流通体制涉及到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居民之间刚性的利益关系。因此，第二步改革一出台就遭遇巨大的障碍而难以展开。后来，他对第二步农村改革的看法又有了新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扩展到城乡总体关系上，他认为第二步农村改革就是要废除城乡二元体制，改变“一国两策”格局。直到临终前，他仍然念念不忘农村第二步改革。

农村第二步改革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目的呢？沿着陆老师有关三农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第二步改革实现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在他看来，“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是一种不平等的体制，在这个体制内，农村不论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还是政治地位上都不如城市，都没有获得与城市同等的地位。“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业的地位不如工业、服务业，农民的地位不如市民，农村的地位不如城市。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想法：农村从搞了第一步改革后就一直没有实质性改革，或者说农村改革停滞不前，以至于远远落后于城市，而今如果城市已经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农村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基于这一点，他认为农村第二步改革也是非常必要和急迫的。

陆老师一直关注“城乡统筹”实践。他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给予认真的研究，并极力去帮助矫正，而对实践中出现的积极进展，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甚至表现出极度的兴奋。在过去十多年中，他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以城乡统筹名义占用农民土地。他不断发声表示反对，对于失地农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当他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时，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关心。他经常以成都解决城乡教育均等化为例子，以说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性。

在陆老师看来，城乡一体化首先要解决制度性和配置型公平问题，也就是说，至少要做到制度公平和配置公平，归结起来，这是一种权利问题。对此，陆老师一直以来在呼吁给予农民平等的权利。只有获得平等的权利，才能享受平等的机会。除此之外，对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也许无能为力，但是通过机会平等，假以时日，可以化解结构性问题。可惜的是，目前城乡差距已经变成结构性因素，具有很强的刚性，特别是在代际关系上，城乡差距难以改变，因此，城乡一体化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这种刚性的结构性格局，这就是目前农村发展面临的困局。他说：“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就解决不好，解决不了。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使农村也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里可以用一句古话来形容，古语云：‘鲁难未已，国无宁日。’用来形容当今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是很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