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中断了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开始恢复、重建，并逐步走向蓬勃发展。  
　　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找到费孝通教授，希望他出面组织恢复重建工作。当时的费孝通教授心怀疑虑，毕竟社会学在大陆已中断近30年，同时自己年纪也大了，用他的话说是“心有余悸，很怕的”。但是，鉴于费孝通教授曾为推进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建设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乔木同志请费老“勉为其难”。于是，一直在思考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的费孝通教授以大局为重，担起了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任，与赵范、陈道、王志诚、王晓义、何炳济、潘乃谷、宋家鼎等老一辈社会学工作者一起开始了社会学恢复重建和社会学所的创建之路。  
　　社会学恢复重建和社会学所创建之路是艰难曲折的。费孝通教授以战略家的胸怀提出建立一个学科要有“五脏六腑”。所谓“五脏六腑”是指建立一个学科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学会；第二是杂志；第三是要有社会学系；第四是出版物；第五是培养人才。费孝通教授首先从建立学会开始，1979年与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一起创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亲自担任研究会会长，为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规划布局。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当时发挥了引领社会调查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是一个平台，集聚了许多有志于社会学工作的人才；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风向标，为在全国恢复重建社会学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来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并在费孝通、雷洁琼、袁方、陆学艺、郑杭生等学者领导下发展壮大，成为民政部命名的“全国先进社会组织”。  
　　费孝通教授既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首任会长，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工作形成了积极生动的局面，激发了全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工作热情。比如在复旦大学分校成立了高校第一个社会学系；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两期社会学培训班，被誉为社会学的“黄埔一期和二期”；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研究所办了内部刊物《社会调查与研究》，后于1986年正式成为公开发行的学术杂志《社会学研究》等。  
　　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恢复重建工作中的贡献，一方面体现在学科规划和布局，另一方面是他学术研究遵循的“志在富民”理念对学界产生的重要影响。费孝通教授虽然是一位“海归”，受过西方系统的知识训练，对西方理论有深刻认识，但是他的研究关注重点始终聚焦于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广西大瑶山实地调研写就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与吴文藻教授在云南建立“魁阁”团队和取得的一系列科研成果，无不体现他“志在富民”的学术志向。他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制定的所训“从实求知、美美与共”，蕴含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思想，其总体的目标是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倡导并身体力行开展的小城镇研究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等研究成果获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肯定，也为农村解放生产力做出了重要智力支持。  
　　费孝通教授的知识背景虽然是被称为西方学术舶来品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但他从不照搬照抄，而是强调消化吸收后洋为中用，建立中国的社会学。从为社会学恢复和重建提出的“五脏六腑”到身体力行“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他在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所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思想源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科研处处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0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