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进行了大量、深入、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以至于国际同行把高度重视社会调查视为中国社会学的一大特色。

　　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是学科的一个优良传统，其形成也有历史的原因。其一，中国知识界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强烈刺激，变法图强成为集体意识，学风发生从空谈到务实的剧变，了解社会、改造社会成为做学问的问题导向；其二，社会学从西方引入和在中国建立，也是社会变革引领的结果，西方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传统对中国社会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三，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大国，了解中国首先要了解乡土中国，而农村社会的现状和结构缺乏细致的文字记载，必须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为了跟踪观察并细致反映、真实理解这一巨变，中国社会学进一步强化和发扬了社会调查的传统。

　　小城镇和家庭调查

　　1983年，中国社会学恢复不久，全国社会学界在成都召开了“六五”规划会议，最后确定了三项重点研究项目。一是由费孝通教授负责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二是由雷洁琼教授负责的“我国城市家庭现状及发展趋势”（五城市家庭研究）；三是由戴世光、袁方、张乐群等教授负责的“中国人口问题研究”。这三项基于社会调查的重大课题，开启了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调查传统。

　　费孝通教授基于江苏省吴江的小城镇调查，写出《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确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他还基于自己早年的调查实践，提出用类型学方法解决从个案调查到概括总体的学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用以概括新时期乡村工业化的不同道路。雷洁琼教授领导的“五城市家庭研究”则开启了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为揭示和理解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提供了第一手数据资料。这些社会调查，影响了中国整个新一代社会学者做学问的道路。

　　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1988年，我留法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被委派带领一个调查组，到鲁西北的陵县进行蹲点调查。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支持下建立的农村调查点，陆学艺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其他研究人员已在那里调查多年。陵县在黄河以北，盐碱地多，过去全民种粮但依然非常贫困。农村改革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陵县农民改种棉花，生产力大爆发；陵县棉花产量曾一度达到全国十分之一，震动全国，这是选择陵县作为农村改革调查点的背景。我去陵县的调查任务，是为陆学艺教授筹划的“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提供一个示范点。“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此后成为陆学艺教授具体负责的“八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组织了全国2000多人参与调查和写作，出版了一套100多卷的《中国国情调查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为确定这套丛书的框架、结构和风格，当时选了两个示范调查点，一个是由我具体负责的陵县调查点；另一个是由河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负责的河北定县调查点，那里有20世纪30年代老一辈社会学家的调查基础，李景汉先生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经典著作《定县社会状况调查》。定县调查点采取了以要素结构为基本框架、以资料描述为基本路径的传统方法，比如以地理、历史沿革、人口、土地等为开篇。陵县调查我则想避开千篇一面，以主题作为全书的逻辑线索，比如我想好的主题是“黄河边的农耕文明”。但最后的讨论结果是统一采用定县调查的框架和方法。当时一位理论界老领导认为，过去为了论证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也进行了很多深入细致的调查，但因为有先入为主的定调，很多调查的结论现在看来都站不住脚。“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留下了一笔浩瀚丰富的调查资料，遗憾的是这个宝库至今挖掘不够，在概括改革和发展的普遍规则方面存有缺憾。

　　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全国的社会状况抽样调查，因为耗资巨大，往往难以持续进行。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2006年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快速发展，相关研究项目也得到更多的支持。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于2006年启动了每两年一次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这个调查项目历经各种艰难坚持了下来，至今已开展了七次全国大调查，用数据记录了中国近十几年深刻的社会变迁，先后出版了《中国和谐稳定研究报告》《当代中国民生》《当代中国城镇化及其影响》《当代中国生活质量》《当代中国社会质量报告》等著作。

　　目前中国社会学界的全国社会抽样调查已经开展了很多，而长期坚持的基本是三大家，即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这些大型的全国抽样调查为我们用数据方式记录、分析和理解中国深刻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丰富资料。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传统，并沿袭其从现实出发的“问题导向”式学风。当然，我们也需要反思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传统，更加注重探寻从微观社会调查到宏观理论建构的学术道路。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0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