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蓉
苏老师离开一周年了，我们都很想念他。这是一位师长的远离，但不能阻碍一位学者的永存。洛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在1964年海德堡韦伯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曾说过，学者消失在自己的作品背后。苏老师离开了，但他的作品还在，通过阅读、体会，我们还可以感知到、受益于他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的光华会辉耀在学生后辈的持续的学术行动中，使他的道德文章行出来、传出去。
今日思之，作为学者，苏国勋先生在1987年完成、198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既是中国社会学韦伯研究的启封之作，也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首部介绍西方社会理论的专门论著，苏国勋先生亦因此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代韦伯学人的典范。苏老师与韦伯相通的一点是：基于理论推演及其后果的认真与天真。他们会将逻辑推至极处而止，不多也不少。在一个惯于妥协、懒于深入思考、惮于较真的社会文化传统中，这是明显的不合时宜。
苏国勋先生的此项研究在诞生之初，确实并不合“时宜”。20世纪80年代之时，中文学界致力于探讨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命题，随着此期间东亚诸经济体的腾飞，这一研究主题亦成为热度很高的主流话语。苏国勋先生的学术探索，则深入到了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专门领域，触及更为根本的理性化问题：基于他的哲学背景，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哲学反思，指出理性化本身有其局限与内在的张力，基于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变革与处境，苏先生认为，现代化的道路既非独一的，亦非某一路径具有主导地位。此探索一举将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推进到了前沿，并持续地成为新世代社会理论学者的引领。
另一方面，苏国勋先生的研究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为刚刚恢复的社会学学科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扎实的理论基础。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中国大陆的高等学校不再设立社会学专业。从整体上看，直至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界彼此隔绝、信息闭塞、资料匮乏的状况才开始发生改变，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社会学等学科应该“补课”，自此，社会学终于迎来了新的机遇。不过，经历了近30年的空档之后，社会学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重新学习。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者，苏国勋先生成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热潮之中，他的贡献则在于，从社会理论的角度，为社会学接续了理论脉络，使社会学与哲学、史学等相邻学科相连结，并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将中国与世界相连结。
因而，苏国勋先生研究的不合时宜，恰恰将某种“同时代”的眼光带入韦伯研究。这种同时代性，一方面是从时间线来看，中国社会学的某些发展或萌芽与国际潮流实际相差不远。例如，1920年代，当韦伯夫人与温克尔曼等致力于整理韦伯的学术著作、当德奥社会学犹对韦伯的学术遗产持批评态度时，曾经在德国游学的俞颂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一文，将韦伯归纳为经验派社会学之比较历史派，指出韦伯社会学具有“物”、“心”并重的特点，注重历史与理论的一贯，点明了韦伯思想中精神与物质、历史与理论、事件与机制的统合特色（俞颂华，1924）。其后，在193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吴景超、郑太朴等均已有对韦伯的阅读、评述和译介，体现出中国学人的思考和阐释的潜力。这也意味着，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韦伯研究并非简单的学习、后进的模仿，而且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慧命重续。
另一方面，这种同时代性意味着一种基于韦伯阅读史的世界学术的可能性。苏国勋先生很早就关注世界范畴内的“韦伯热”，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都曾出现过研究韦伯的热潮，例如，1950年代的美国、1960年代的联邦德国（西德），以及随之而起的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各国家与地区，1970年代逐步解封的苏联、民主德国（东德）和波兰等国（苏国勋，1988:10-17）。
与此类似，自1980年以降的20年间，中国大陆、港台及海外华人学者不约而同地投入到有关新教伦理、中华文明与资本主义发展等命题的讨论中，激发了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宗教研究、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对韦伯的兴趣，推进了韦伯著作的翻译与介绍；新世纪的两个十年间，韦伯的重要著作仍然不断推出不同的译本，国际知名的韦伯研究专家有不少作品被引介给学界，韦伯作品著作受到社会学及相邻学科的广泛关注，并不时引发公共话题。基于韦伯研究的世界学术的立场，中文学界的这一波韦伯热潮，并非简单化地是受西方学界的被动影响所致，而有其内在的呼应与学者的主动选择等机制，韦伯作品的阅读史的起落转折，既构成了理解各个国家社会变革与重建的一个窗口，又有助于理解韦伯之于人心秩序的意义；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韦伯研究的兴起，是当代学术与社会思潮的重要内容，也是韦伯学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何蓉，2022）。
在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苏国勋先生对于社会理论的学科意义、对于经济社会学的方法立场等论述至今犹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990年代，他在为《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社会哲学》卷所写“导论”中梳理了社会哲学、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与不同，间接说明了这一转向的学科基础与理论诉求。简言之，社会哲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关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一般理论问题，以哲学观点对社会现象进行再思考；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在理论前提、研究内容等方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社会理论从人的活动、互动、群体生活及其秩序等方面研究各种社会现象，这是哲学思考的延伸，而且体现着对现实内容的关照、对科学分析的重视（苏国勋，1996）。
到了2010年代，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理论区别于社会哲学的学科意义，即社会学的理论、范畴和概念源于经验事实并且要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并且要对研究对象作出因果说明；社会理论与模仿自然科学经验方法的实证主义进路又有区别，在于其研究对象是人及其行动，需要在把握其深层的意义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基于此种社会理论的立场，社会学研究可以结合古典的科学进路（即宏观结构与历史变迁）和现代的科学进路（即微观行为及其动机和后果）（苏国勋、熊春文，2010）。
在为《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苏国勋先生的评述则可以为经济社会学梳理出三条有价值的线索。
首先，韦伯研究应有制度论与文化论的“联手互补”。20世纪80年代有关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研究热潮影响所及，人们更加关注新教伦理命题、世界诸宗教之比较历史研究等文化史成果，更多地将韦伯诠释为一位文化论者，实际上忽略了与物质利益相关的经济制度方面的主题，实际上窄化了社会学的论域。苏国勋先生认为，无论制度论还是文化论，都各有偏狭，要全面阐明韦伯进路，应当是“将利益动机分析与社会结构-类型分析整合起来，凸显制度论与文化论的联手互补”（苏国勋，2007）。
第二，经济社会学应直面马克思及其学术遗产。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由于在宣传教育中长期避谈精神、观念因素，作为一种反应，社会学学术工作中较少关注制约人的行动的经济-制度因素的影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物质利益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渐显著，马克思有关经济与社会的诸多论述，理应成为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与社会变革的理论来源之一。
第三，应在德国经济思想史及其更广阔的背景中理解经济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的内涵与定位。韦伯之所以提出“社会经济学”，是希望结合德、奥经济学各自的研究优势，将丰富的社会生活与抽象的经济理论融汇起来，形成“经济理论”、“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史”等学科，使其成为涵盖广泛、具有分析能力的经济科学。依此路径，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经济的社会行动：人的行动具有主观意义，亦有他人指向；受到利益驱动，但此利益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这样，人的行动既是个人的、也社会的，理性行动既是工具合理性的，也是价值合理性的。因此，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不仅可以视为对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等传统的发展，而且，相对于列奥·施特劳斯从政治神学角度的批评，韦伯与当代的新制度社会学等路径更有呼应。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马克斯·韦伯所具有的通古今、贯东西的特色，构成了他对后世学术的挑战与魅力。以苏国勋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为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奠定了学科体系，促成了中国社会学学术的复苏，并从文化上重建了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关联。韦伯学人的历史，同样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近代的种种波澜之后重建学术人格的历程。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打开了一扇扇门，让光线进来；当他们离开这里，光明仍在。
参考文献：
何蓉，2022,《韦伯来到中国（1920-2020）：百年学术历程中的当代知识人重建》，《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2期），第18-28页
苏国勋，1988,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导论》，载《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社会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39页
——，2007,《中译本序》，《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何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12页
苏国勋、熊春文，2010,《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5-19页。
（作者简介：何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