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结构变迁：国际比较的视野”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

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带给学术界和政策界的挑战，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各种议题，而且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解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诸如“金砖国家”或“20国集团”这样的国家寻求灵感和答案。然而，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东欧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边缘化甚至忽视了。

为了重新唤起学术界对中东欧那些国家的关注，同时借助它们的经验教训为理解和解决本国的社会议题提供启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于2012年7月14至15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了主题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结构变迁：国际比较的视野”的学术研讨会。作为办会形式的一种创新，这一研讨会以分论坛的形式嵌入到中国社会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的日程当中，也为中国社会学会年会继续探索国际化办会的新形式提供了有益的新思路。鉴于本论坛的严谨组织、创新议题以及国际贡献，大会组委会授予本论坛“优秀论坛组织奖”光荣称号。

与会的专家学者，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人员之外，还包括了捷克科学院社会学所、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所、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专家学者共9人。波兰和匈牙利的研究团队由各自研究所的所长亲自带队，捷克的学者也是其所在机构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的主任，其他与会的学者则不仅有副所长兼科研处长、学术秘书这样的所领导，也包括了中青年的科研骨干，体现了他们对此次会议的高度重视。

本研讨会分两个半天，于14日下午和15日上午分别进行。在嘉宾致辞后，第一个半天的讨论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的主题是“社会变迁的全景”，一共有四位发言人围绕市场经济兴起之后的社会变迁的宏观层面，进行了论述。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他利用中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CSS）的最新数据，从宏观角度介绍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点，尤其是社会各个阶层所呈现的新特点。

第二位发言的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所所长Henryk Domanski与他的同事Dariusz Przybysz则采取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切口，他们利用波兰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探讨了自1988年到2008年期间，波兰人的社会交往方式，尤其是友情和婚姻交往方式上的变与不变。他们发现，到2008年时，波兰人的社会交往的开放度比1988年要高，在婚姻市场上，不同教育程度和职业之间的人的匹配，也呈现上升趋势。

第三位发言的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Imre Kovach的主题，则涉及到匈牙利自市场转型以来的各个方面。他首先回顾了在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社会学界，尤其是社会分层研究者，最为关心的几个议题。接着论述了在90年代，贫困、不平等、非正式经济、精英联盟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何与市场转型之前的历史挂钩，并影响到社会学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他最后呼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功的市场转型国家进行国际比较，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

第四位发言的捷克科学院社会学所的Dana Hamplova研究员探讨了自1989年以来到2005年之间捷克共和国的职业流动问题。她验证了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预计在转型之初，职业流动性会有所上升。第二个假设则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职业流动也会上升。第三个假设要去验证职业流动会否反应经济循环。利用2006的捷克社会整合调查数据，她验证了这些假设。韩国社会学会会长李胤珍教授受邀担任了这一环节的评议人。他高度评价了四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从韩国自身发展的角度，就东亚与东欧比较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第二个环节的主题是“对工作和收入不平等的评估”。受社会学年会大会组委会提供的时间限制，一共有两位学者进行了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研究员利用最新的社会综合状况调查（CSS）的数据，探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不平等的现状。他的研究发现，即便考虑教育回报率的情况下，人们的职业地位对他们的收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要想缩小这种收入不平等，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挑战。

与张翼研究员不同，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所的Zbigniew Karpinski助理研究员则从人们的主观认识方面探讨了不平等问题：不同职业的人认为其他职业的人挣多少钱才公正合理。他发现，个人对收入的评估相互之间比较一致，但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的评估，则比高收入阶层的评估要低。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所的Imre Kovach教授在评议中讨论了匈牙利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以及波兰和中国的案例对他的启发。

第二天上午的研讨依然分两个环节进行。第一个环节的主题是“各式各样的贫困”，有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这一市场经济兴起后的产物，做了分析与解读。第一位发言的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兼科研处长Judit Takacs从宏观的角度讨论了1989年以来匈牙利的贫困问题。她通过大量详实的一手资料和民族志访谈，展示了“新贫困”“老贫困”、“人口学贫困”、“民族贫困”这几种类型的贫困。她还利用欧盟收入和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展示了匈牙利的贫困问题在欧洲所处的位置。

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所的P Toth Tamas助理研究员则在发言中对Judit Takscs的发言内容做了更为详实地补充。在他主持的“最贫困的100名匈牙利人”的课题中，他访谈了大量的赤贫阶层。贫困在匈牙利不仅是一种物质被剥夺的现象，而且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文化和种族问题。

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所的Piotr Binder则讨论了贫困人口对消费奢侈品的看法：他们觉得什么样的奢侈品是可以消费得起的。由于人们在今天不仅可以与周围的人比较，而且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他们可以与全世界的人比较，因此耻辱感也成为贫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21名被访者的深度访谈和对319名被访者的问卷调查，他探讨了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对消费奢侈品的看法。

15日上午的第二个环节则由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转移到了“精英的起源和未来”这一主题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春玲研究员利用详实过硬的数据，讨论了一个引起社会和媒体争议的议题：中国精英大学的入学门槛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是否在提高。通过与之前其他研究人员发表的一篇文章做对话，李春玲认为虽然在七十年代之前中国的精英大学确实发生过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近三十年来的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其实并没有减轻，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甚至在加重。

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所的Luca Kristof助理研究员讨论了1990年以来匈牙利精英的转变和匈牙利的精英研究这一议题。她通过对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这三类精英的考察，试图回答市场转型之后匈牙利的精英到底是社会再生产还是循环这一经典论题。她通过利用四项大型社会调查的成果，对4773名精英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证实了转型前后精英之间的延续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吕鹏助理研究员则展示了与其导师匈牙利科学院院士Ivan Szelenyi的初步研究成果，对中国富豪榜自2003年以来的前30名富豪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分析。这一研究显示，中国的最有钱的富豪的社会出生，虽然绝少有赤贫阶层，但也没有显著的出生社会上层的现象。大多数的富豪出生社会中下层，在他们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教育主要扮演了一个让其进入到公立机构工作的角色，而如何利用自身所处位置发挥比较优势才是最为关键的机制。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张真豪研究员，他探讨了韩国转变中的资产阶级以及这一阶层与国际财阀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业在韩国的大资产阶级的生产和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韩国的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金融化”。

两天的会议最后圆满结束。与会的专家学者在期间和随后的自由发言中对这种办会方式给予了高度肯定，表示开了一个好局，大大增强了相互的了解，对进行中国和中欧国家之间比较研究的可行性有了更深刻的相互理解，为今后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