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新业态背景下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保障与乡村振兴调研：以网约配送员群体为例》的内容之一，“城市、乡村与青年研究工作坊”第二期“骑手田野报告会”于2021年10月30日举办。会议召集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朱迪和郑少雄。会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访谈员汇报田野调查发现，第二部分主要是专家点评，会议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市委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教育及科研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时尚先生》等出版和媒体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研讨，并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图 1 部分与会者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少雄做开场白，说明了本次报告会的主要目的，一是听取部分优秀访谈人的田野研究报告，二是讨论以什么新的视角来理解这些访谈案例，有哪些技术和方法来分析几百个访谈案例，三是探讨如何推进研究成果的进一步转化。

报告会上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迪主持。来自美国Brandeis大学的汤子言以“外卖骑手的午休观察”为主题，分享了自己在北京市丰台区进行的调查。他发现骑手的午休时间一般在下午两点到五点，午休地点选择在能够为其提供优惠的快餐店或自己的车上。在午休的时间段里，除了正常午睡的骑手外，有的选择娱乐，比如打游戏、也有年轻骑手利用这段时间观看几分钟的电影解析；有的选择与其他骑手聊天，互相了解工作量和薪金收入。基于调查，汤子言认为午休对于骑手有身体、精神和社群三方面的意义，午休能保证身体上的休息和补充，构建精神上的独立空间、增进社群上的交流建构。基于《工人日报》的报道，他提到有时候骑手接单很多，工作强度很大，就没有了午休，我们应该思考，对于骑手而言，午休是否应该成为劳动权利的一部分？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季庆引用了Laurne Berlant“残酷的乐观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骑手的情感状态。通过在福建泉州的调查，他发现骑手群体也普遍体会到了愿望美好与现状残酷的矛盾。骑手之所以能保持残酷的乐观主义这种状态，首先是对行业经济充满信任；其次他们都有一个关于开店的“悬浮”预期，将送外卖作为跳板，为将来的创业奠定基础；再放入私人关系网络中，多数骑手都是为子女打算，有的拿出一年收入的2/5购买养老保险和子女的教育基金，优秀的子女是乐观的推手，同时也让骑手更能忍耐“残酷”的当下。季庆认为，相比较上一代农民工，成长在国家经济发展浪潮中的这一代骑手群体，他们的情感没有发生变化，新的就业形式没有改变外出务工人员在制度结构中的位置，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工作、对自己前景的看法。

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汪婴子分享了湖北宜昌的一名骑手成长为副站长的故事。该骑手毕业于海事专科，有过12年的商业经营经历，之后在疫情影响下背负债务，并出现家庭情感危机。在行业薪资“月入过万”的信息攻势和自身迫切需要还债的动机下，骑手选择回到熟悉的家乡从事外卖配送行业，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积极的心态调整使其成长为一名副站长。在外卖系统的架构中，骑手晋升为站长需要经过漫长的竞聘过程，期间不断学习站点管理知识，扩充经验、数据和知识积累。站长肩负着站点维护、数据跟踪和各类突发状况的处理工作，增加了工作压力，在不熟悉工作流程的情况下出现收入与劳动不相符的情况。因此，该骑手通过担任一个平台的副站长兼任另一平台骑手的方式，在维持日常开支的基础上熟悉其管理区域内的配送路线，了解不同平台的信息，解决新岗位带来的挑战。平台的“站长培养计划”推动了一大批骑手走向管理岗，这也造成了储备站长供过于求、初期薪资难以保障基本生活、地区调动频繁等问题，成为骑手职业发展较窄的原因所在。

专家正在认真听访谈员的线上报告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石楠通过分享北京市西城区几位骑手的案例，展示了“外卖骑手的逃离与回归”这一主题。这些案例的相似之处在于骑手都是在经历一些人生转折后不得已选择骑手行业，形成了“没钱—送外卖—赚钱—创业—赔钱—送外卖”的循环过程链。以案例为基础，石楠总结出骑手选择该行业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行业对学历要求低；第二，无技术含量，上手快；第三，工作状态相对自由。低门槛高收入吸引着劳动者进入，行业的高风险性、平台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缺位，使得骑手认为自己身处一个“不人性化”的行业，想要逃离。具体表现在意外事故的理赔方面，存在保险金额低、赔付范围窄、流程繁复、申报要求复杂、申请成功率低等问题。近期，她关注到工会推出了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项目，在理赔时效性、流程上进行了灵活的处理，提供了一种权益保护的渠道。未来，在政府、行业、企业以及劳动者共同努力下，相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会得到规范和完善。

来自云南大学的陈肖旭基于重庆市渝北区多山多坡的地形特点和无非机动车道的交通特点，解释了工作经验对于当地骑手的重要性。在调查过程中，受访骑手的平台账号被封一事引发了研究者对外卖配送平台的管理层面的思考。平台对于骑手送餐路线的规划愈加混乱，由过去的“顺路送餐”到如今的“折返送餐”，不合理的路线规划严重影响了骑手的接单送单数量，进而影响其收入。此外，她还提到了女性骑手的困境，女性骑手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甚至会遭到顾客的性骚扰，因此她提出平台是否可以推出骑手与顾客的双向投诉机制的观点，骑手投诉有恶劣行为的顾客使其无法再接受该骑手的配送服务，以此来保护女性骑手的合法权益。

来自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的张笑笑以安徽临泉为例，分享了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骑手的多重困境与发展契机的一些思考。她发现，平台不断压缩骑手的配送时长、规划不合理路线、降低容错率的机制使骑手陷入系统困境之中，不断挑战骑手的身体极限，而骑手与平台之间不明确的劳务关系无法保障他们合法权益。系统困境将骑手推向了一个由平台、商家、顾客甚至是社区保安等多重权力指向的被动地位，降低了骑手职业身份的认同感，也使得骑手陷入职业发展困境。她发现骑手陷入了六种困境：系统困境、权力困境、心理困境、权益困境、健康困境以及职业发展困境。其中系统困境作为一个根本的诱发机制，诱发其他困境。同时六大困境也构成了一个循环的困境闭环，骑手陷入困境的闭环之中。因此系统治理何以可能、构建平台与系统的责任关系何以可能便成为聚焦的核心。骑手应如何跳出困境走向发展契机？她认为，跳出系统算法的致命内生性，需要深化互联网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将产业赋能与人才培养结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骑手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计划，尤其是加强对县域骑手创业的引导帮扶补贴和创业兜底政策的建立，以更好地促进灵活就业人员职业转型升级，从而为骑手职业提供发展空间与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来自香港大学的彭诗琪运用生命历程理论分析了外卖骑手的职业选择与生涯规划。她在武汉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年轻、有家庭责任和长期在本地生活是骑手群体的显著特征，他们的职业发展受到广泛关注，但是频繁的工作和行业流动现象没有相关的深入研究。在已有研究将个体完全视为社会事件的被动承受者，忽略了个人变量的情况下，她通过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构建了这样一个框架：将骑手的生命事件划分为个人人生经历和社会宏观事件两方面，他们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外卖行业的发展、平台经济的兴起都影响其择业动机，进而影响职业生涯规划。那么相同的发展大背景下，不同个体特别是高学历人才选择外卖骑手行业的现象就有了很好的解释。

来自北京大学的张紫阳以苏南地区的张村为例，分享了关于发达地区农村的外卖骑手的再生产与制度保障问题的看法。首先他谈到不要把骑手看成苦哈哈的形象，而应该把骑手当作完整的人看待，这样才有助于把握施加在骑手身上的结构性力量同骑手所作的各种选择之间的张力。骑手之所以来到张村跑外卖，是因为农村的生活成本更低，更主要的是社会关系的运作，来到张村的骑手同时有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在这里打工，因此骑手在其意义世界的建构中对这份工作是比较满意的。随后他谈到一对骑手夫妇的案例，夫妻两个都在跑外卖，他看到了二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配合，这对夫妇不光是作为骑手要去送外卖赚钱，而是他们身为人是如何实现自我及其家庭成员的再生产的。但是，积分入学的制度限制了骑手夫妇的孩子就近入学。最后张紫阳提到了骑手多劳多得逻辑背后的危险，马克思的视角使我们看到外卖平台的技术和资本是如何一步一步控制骑手并且异化他们的劳动的。他借用波兰尼的“反向运动”提出必须依靠国家的法规和制度来对外卖市场的不断扩张加以限制，政府应该如何对外卖骑手群体的贡献给予保障，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访谈员正在进行田野调查汇报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简新月对新冠疫情中骑手职业的发展与变迁现象进行了调查。她首先从大众媒体在疫情期间对外卖骑手的报道出发，向我们描述了这一时期有关骑手数量大幅上升的现象，而后她讲到供需关系影响职业社会地位这一观点。社会地位主要涉及经济收入、职业声望、政治权利、知识和信息等要素；疫情期间，社会对外卖骑手的需求上涨，从业人员随之上升，成为一种新职业，其职业声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社会对外卖骑手的关注度增大，但是外卖骑手的社会地位仍处于较低水平。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好转，骑手的社会需求量回落，她提出了新的思考：此前涌入外卖行业的人员将走向何处？他们在行业中的流入与流出会对我国就业与经济产生哪些影响？骑手的职业声望能够在公共危机中得到提高，它又能带来哪些影响？她认为从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视角，或许能得到启发。

来自南开大学的谷欣雨讲述了山西临汾尧都区作为一个内陆小型城市的经验，聚焦于外卖骑手的主观体验与生活境况。临汾作为一个人口流出的城市，绝大多数外卖骑手为本地人，他们的收入较低，流动性很大。她将受访骑手划分为已婚和未婚两大类，可以看出，婚姻状况与工作的主观体验有一定关系，未婚骑手有更多的自由感，他们将送外卖作为一个过渡职业，却不知未来在何方，充满迷茫；已婚骑手则体会到生活负重感和底层感，需要应对家庭经济需要和生活危机。但是无论婚姻状况如何，骑手行业都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她强调劳动的“不稳定性”不仅体现在劳动性质、社会保障、社会经济地位等客观结构中，同时体现在相关群体的情感、生活境遇与主体性上的脆弱中。

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杨晓强通过分享自己亲身体验骑手职业的经历，对外卖平台第三方外包服务公司的责任进行了思考。他首先介绍了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从一个自然人转变为外卖骑手，需要经过第三方招聘平台、改变社会身份的平台、外卖平台劳务外包公司这三层中间服务商，这直接改变了自然人的法律身份，使得骑手既不属于劳务外包公司也不属于外卖平台，那么外卖骑手就从原本的“雇佣劳动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平台实现了责任转移，骑手需要责任自负。这就导致工作周期较短的骑手因所谓的“试用期离职”原因丧失掉应得的劳动报酬，因为缺乏责任主体，骑手与平台的矛盾极易转化为骑手与社会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基于此，杨晓强提出了他的一些思考：行业以及相关部门是否可以出台规范第三方外包责任的政策，减小平台摆脱责任的可能性，更好地让骑手主动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及平台如何约束第三方劳务公司保障骑手的权益。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崔硕从社保与工服的角度关注到骑手被剥夺的选择权。在社会保障方面，崔硕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骑手并未缴纳“五险一金”，主要因为骑手并不认为社保有任何用处，对社保的构成、功能不够了解。此外，有骑手反映购买工服是为了给骑手的外卖平台账号升级（等级越高不一定系统派送的单子单价越高、距离越近，但等级低领到的单子是一定不好的），而工服的售价远超其成本。需要思考，不缴社保是否是骑手的真正意愿，或说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骑手没有经济基础，他们也缺少文化资本、社会关系，在劳动关系中是弱势方。他认为研究者不应该只把骑手当作数据，还要考虑个体在具体情形中面临的问题，让决策者愿意为他们作出改变，把选择权还给骑手。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肖景芊根据田野调查过程中遇到的访谈不顺的经历，提出了骑手对陌生身份的感知问题。她认为，外卖骑手是一种基于信息社会的新型“陌生人”，他们似乎是城市的一员，但是在认同上觉得自己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平台，也不属于商家；对于顾客，他们也仅仅与之进行极短的、符号化的空间接触。骑手游离于空间之外，他们对“陌生人”身份的模糊感知，或许是造成其对职业与身份认同感的“从未思索”和“犹疑不定”的不自信状态的原因。而外卖骑手对职业和身份的漠不关心又侧面反映了这一行业的自由性和流动性，碎片化的报酬计算方式使价值认同不再固定化，这些虚化的、情感的、精神价值相关的指标能够归属于货币金钱关系，暂时性地跨越了地位与阶级的差异；高度的自由活动能力能使骑手快速进入、快速退出这一行业，因此他们更不容易投身于所谓的职业价值和事业理想之中。此外，肖景芊认为骑手现象不应该只被建构为独存于大城市的现象和治理问题，我们应该将冷静的描述性分析与对困境、危机的呼喊并重；将批判性的冲突论与建设性的功能论取向并重。

报告会下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少雄主持。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陈龙首先总结了田野报告主要涉及的三方面主题：第一是为什么会想成为骑手，比如骑手的职业选择；第二是骑手的困境和处境，比如骑手的情感自洽、升职加薪、再生产与保障、午休权益等；第三是关注到骑手的未来和发展契机，他们的逃离与回归和职业地位的变迁。陈龙老师认为同学们调研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但主要还以感性认识为主，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聚焦问题，加深分析。陈老师以同学在汇报中提到的“骑手工服”为例，指出强制购买工服背后影射的实际是平台通过各种方式回流资金。而从强制购买工服到平台资金暗中回流，是以小见大，从感性认识到理性分析的过程，也是打破常规认识，深化研究意义的过程。

郑少雄老师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晶聚焦于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她首先明确了“灵活就业的本质就是降低社会保障”这一观点，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共性以及劳动力再商品化的问题。王老师通过解读八部门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应给予骑手群体以平等谈判的身份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最大化地保障群体利益。而后，王老师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女骑手的工作弹性和工作强度，提出需要构建针对女性工作群体的最低工资标准。

专家点评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星提出了六点研究建议。第一，把乡村作为“骑手”研究的场景，很新颖；第二，在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中，“有深度”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很宝贵很奢侈的，应关注议题的多元化和内涵外延；第三，利用转换视角来看待骑手这一群体，比如引入社会权利视角理解骑手面临的问题，再比如调查这一群体关注职业技能培训却不愿接受培训的原因；第四，研究者应达成共识，即研究是有温度的，分析是理性的；第五，应跳出传统劳工研究框架；第六，社会学是一门草根学科，不是精英学科，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北京市委党校副研究员刘秀秀根据访谈员的分享提出了三个自觉，分别是视角自觉、框架自觉、方法自觉。在依托大众传媒对骑手进行分析时，要将他们作为有感情的人而不是冰冷的数据，要善于发现群体中的隐性连结点，并关注其中细节，形成有逻辑的框架，选择体现主体间性的方法。此外，刘老师从学术论文发表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要明确问题比框架更重要，其次要剥离与骑手这一研究对象关联性不大的元素，三要在分析平台、外包公司、城市的特点中追踪骑手的长期发展，最后建议探索劳动关系的“第三条道路”，进而为骑手与平台、骑手与社会的新契约、新平衡提供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可从反向思维提出如何让不同地区、不同性别、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骑手能更舒服、更长久地留在外卖行业，打破人们认为这一行业“不正规”的固化思维。杨老师提出，在冲突论的框架下也可以做得更仔细，提出更深入的问题，可以将外卖骑手这一新型职业放在与传统工厂的劳动场景的对比中，借鉴劳工社会学已有理论对劳工力量来源的分析，为如何改善骑手境遇寻找答案。对于从业人数如此众多的外卖骑手，平台是否有发达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否可以发育内部的技能形成机制，与传统的服务业企业有相比有什么不足，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

专家点评

《新华每日电讯》特稿部副主任李坤晟对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外包问题作出更多思考，也从媒体传播的角度，提出三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灵活就业大背景下，骑手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骑手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与传统工人有何不同，为什么骑手宁愿困在系统中也不愿回归工厂；后疫情时代，骑手的发展状况如何，这都需要研究者进行跟踪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童根兴从学术著作出版的角度，为课题组未来的成果整合提出一些建议，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研究内容作进一步思考和写作，比如骑手作为一个行业的形成背景和过程、骑手的群体特征和劳动过程、骑手的性别分割和地域差异、骑手的团结与协作、骑手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骑手的职业生涯（逃离与回归）、作为一种社会保护运动的骑手权益大讨论等，从工作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业态横向比较中考察骑手这样一份工作和这样一个行业，形成一个工作体制分析的逻辑，可以更有助于研究者形成更加清晰的思路和读者获得理解的框架。

《新华每日电讯》融媒中心副主任黄海波总结了关于骑手的三个问题，即骑手是谁、来自哪里、下一站又是哪里，他还重点关注了女性骑手和县域骑手的劳动保障问题。他同时提出了两点研究建议，一是要注重处理微观正确和宏观正确的问题，避免以偏概全；二是应加强政策建言，突破固有框架。

《光明日报》国内政治部记者、编辑俞海萍将骑手视为新职业青年，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网络上关于骑手的负面舆论较多，主要谈论行业困境，而这一群体是否对家庭和对社会有向上的力量、是否有温暖的东西可以挖掘，需要深入研究。骑手职业应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去考量，比如疫情期间骑手职业的发展变化能否反映趋势的变化，骑手能否成为城市有温度的新基建。此外，俞老师同样提到，研究者应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社会政策建议，加强政策建议，用研究推动社会发展。

《时尚先生》报道副总监刘敏（熊阿姨）从媒体传播角度分享了她对于田野报告的感受，一些关键词包括方庄美食城、负债还债、工服等。以工服为例，刘老师谈了大众媒体传播的逻辑，比如不同骑手的工服气味是怎样的，磨损程度如何，哪个部位磨损程度更高，工服是否合身等，骑手离职后其工服是否会流入二级市场；通过对骑手在见到妻儿后立刻脱下工服这一案例的分享，她谈到工服有点像骑手的一道“枷锁”，尚未给骑手带来荣誉感和归属感。其实骑手都有自主性，作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我们应该对他们产生一种“浪漫化想象”，跳出常规叙事，用更平等更尊重的方法来讲骑手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文珺通过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提到，骑手的就业动机前四位分别是工作要求不高、积累经验、灵活性高、收入良好。田野调查显示，从事骑手的工作还具有减少压力、减轻负面情绪的作用。一批高学历从业人员因各种原因从其他行业转行从事骑手工作，在职业流动上形成向下趋势，但他们也更可能因以往的工作经验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并有更长远的职业规划。在关心骑手职业的困境同时，研究者也要从这一行业的发展去分析就业心态和就业观念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樊平谈到，由于国外立法保护劳动者相对完善，因而较少有社会层面为骑手群体的发声，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可以从集体理性、公共理性和有差别的内部类型这些视角考虑。此外，樊老师认为城市交通规划是折射骑手职业发展的一面棱镜，以及骑手送餐作为一种服务方式，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使得研究更具场景感。骑手研究应更多是对新的形态的理解，而不仅仅是正义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