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0日－11日，第七届culture mixing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成功举办。此次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和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多所高校的心理学研究者齐聚哈尔滨工程大学，共同探讨文化混搭的理论、新研究、应用与未来方向。

参会名单如下：

本次culture mixing研究学术研讨会为期两天。由于本次会议召开之际恰逢2014中国社会心理学暑期高级研讨班结业之时，且与会专家学者多为暑期班的老师学员，所以从会议伊始便洋溢着轻松熟络的学术氛围。会议于7月10日下午15:30分正式开始。由杨宜音研究员致欢迎辞并宣布会议开幕，随后与会代表依次做了包括其最新研究方向在内的简短自我介绍。之后作为下届暑期班的承办方代表，宁夏大学的崔淼老师简要介绍了宁夏银川的宗教和谐相处与文化混搭的表现以及风土人情特色，在暖场的同时也给学员及与会者带来了新的期待。

本次会议以北京师范大学兰天所作的关于“Trust Bias and Trust Strategy”研究报告作为开场。兰天针对信任策略不同的原因提出关于投射性信任背后信息不对称因素的设想，结合Agent network的相关理论研究提出Relational Mobility通过Trust Bias对Trust Strategy进行影响的假设。兰天提出两种实验设想，通过人际距离测量与人际评价实验来进行研究。报告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广泛回应，针对社会赞许性惯性的控制、实验设计中所包含的实验伦理问题的规避提出了建议，同时就信任策略不同的相关影响因素如人的流动性与可信性影响、信任惯性影响、新规则范式所导致的差异可能进行了探讨。赵志裕老师认为，还可以从信任的启动方式方面入手，研究生人社会的信任应对问题。

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施媛媛与其研究团队带来了“征婚这件事——关于征婚的相关研究：选择性与经济理性的激活”的研究报告。该团队注意到时下中国国内各种形式的征婚要求一般都以经济指标的硬性条件作为先决标准，联系到中国社会的现实背景，提出了在计划经济背景下Market Pricing具有激活效应，认为选择的条件对于经济理性有激活作用。为此团队设计了2（有选择vs无选择）×2（对于财富的刻板印象vs社会决策）的实验。报告结束后大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大家提出实验中“财富”应如何定义？关于实验中的“有选择”与“无选择”的启动是否真的有效，是否真的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杨宜音老师认为，实验可以考虑加入对感情决策的影响的研究。同时有老师提出，是否可以关注动机的启动，考虑以重视爱情为取向的现代性表现以及以带有“门当户对”理念的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以及婚姻在家庭社会关系方面上的考量。南开大学的陈浩老师借“门当户对”有助于阶级锁定这一先前研究的结果提出如何把其他学科的观点带入心理学的研究中的问题，引发了大家的积极回应。赵志裕老师提出，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上，现象的成因多是复杂的，每一种因素都有其影响，不能只以一种因素作为唯一的原因，因而在研究时要尝试控制研究目的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考虑在控制那些因素之后研究者所希望研究的因素是否依然对现象表现出了显著影响，表现出重要性。

随后武汉大学的张春妹老师聚焦于家庭和自我方面，以“Family and Self: How family influence our decision making”为题向大家作出报告。张春妹老师聚焦于冒险行为以及家庭资源对行为的影响，提出Family通过1）Personal achievement unrelated影响Entitlement进而对Risk taking behaving产生影响；2）Personal achievement related影响Obligation进而对Risk taking behaving产生影响。由此提出了I启动概念——II风险任务——III测量的实验设计；随后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其中的理论，同一研究团队的老师讲解了Family Attachment Model理论。南开大学陈浩老师在随后的提问环节首先提出，一般在提出一个新的理论的同时应考虑阐述其与旧有理论的对接关系，而现在原有理论与现有理论关系很近，但是却似乎太过新颖，可否考虑一下先做一个过渡研究来作为提出新理论的支持？还有老师认为自我与Family self的概念也很值得探讨。此外，考虑到群体决策与风险偏移/保守偏移的影响，那么也应该考虑启动家庭作为资源与启动家庭作为责任之间的差别以及对于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还应考虑家的抽象概念（home）启动与家人形象概念（family）启动的差异。赵志裕老师提醒，实际的冒险行为有两种，研究时应考虑其概念上的区分，以防影响研究结果。

中山大学何凌南老师的报告以“多数人想法的重要性：社会共享现实在网络舆论中的作用”为题目，综合传播学的视角，首先介绍了提供研究启发的Kevin Kelly的蜂群理论以及德国女社会学家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的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理论，继而提出了他的研究。研究以大粤网为媒介从2013年1月1日期至2013年4月23日，从每天的新闻中选出3条与民生有关的新闻，进行投票调查与问卷调查，根据新闻内容提出包括情绪、情绪强度、容忍度、改变可变性、相同度、多数人愤怒、多数人情绪强度、行动意向在内的八个维度的问卷进行数据采集。经过分析发现，多数人愤怒与相同度高正相关、与行动意愿高正相关。后续研究在实验室进行，采用了阅读新闻→填写问卷→阅读下一条新闻（共三条）→助人行为的设计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网络情境下，主观认为他人与个体想法的相同度可以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其影响程度为实验室环境（个人）＜网络环境（个人）＜网络环境（群体）。何凌南老师认为，在传统的短波媒体向现代的有反馈的网络媒体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共享现实在网络舆论中变得日益重要。杨宜音老师认为可以在网上调查中加一个与多元意见相关的问题以了解群体对于不同意见的接受性是否有所差异。同时有老师提出既然针对愤怒情绪进行研究，那么会否是因为极端情绪影响了情感表达，或者成为宣泄的途径因而显著？又会不会受到其他情绪的影响？愤怒是否存在累加量？又或者对于这些极端的情感其实是媒体将问题放大化所导致的台风眼效应？

随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韦庆旺老师以“社会阶层与惩罚判定”为主题，根据中外对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职业声望这社会经济地位三大指标感知的差异提出问题，对报复性（Retributive）和惩罚性（Restorative）这两种惩罚取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前期实验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故事，对被试对于故事中过错方的惩罚倾向、惩罚意图以及评价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结果并不尽人意。通过分析，韦庆旺老师认为实验失败的因素大致为1）不同故事类型差异因素混杂；2）中介分析困难；3）变量太多，分析复杂。在随后的第二个“领导犯错研究”中，韦老师以2（领导vs下属）×2（严重vs不严重）为自变量，以惩罚（Punishment）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不过研究结果未见显著差异。老师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猜想与疑惑。与会老师建议对研究一种操作上的背景统一性进行控制；杨宜音老师建议对社会经济地位三指标是否有必要匹配做感受调查，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周婉茹分享了自己关于society identity在领导研究领域的一些了解。赵志裕老师则建议考虑关于世界公平观的感受与考量——个人经验对两种身份反应的影响之间进行同类同质的比较。

第一天的结尾报告是由郑州大学的刘亚楠老师带来的“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化世界观？——中国人恐惧管理机制探索性研究”。研究旨在以管理学的框架来考察文化世界观的功能。研究以Greenberg提出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来作为研究基础，TMT的理论基础是：1)相信自己所持有的文化世界观的正确性；2)相信自己所遵守的价值标准是文化世界观的一部分，由此也带来了两个假说即1）“焦虑缓冲假说(The Anxiety Buffer Hypothesis)”；2）“死亡提醒假说(Mortality Salience Hypothesis)”。刘亚楠老师发现，死亡提醒（MS）的验证与西方相比，东方人的验证证据很少，进而提出西方世界的MS根植于基督教文化，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关注生搁置死，把死当做一种自然规律。由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重复Yen的研究，检验MS是否无法激活中国人的世界观房源防御；2）改变死亡提醒方式，观察IDS是否激活世界观防御；3）检验MS是否增强自尊；4）检验IDS是否增强自尊；5）检验在无延迟时IDS对世界观的影响；6）检验在无延迟时IDS对自尊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以适应中国人思维的方式提醒个体生命终有终点，自己终会身亡，诱发了世界观防御与自尊追求，验证了TMT的基本假设；同时为自尊的恐惧管理功能提高工了直接实验证明。报告结束后与会老师就爱国观与文化世界观的差异以及对两者不同理解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南开大学的陈浩老师提出了针对“爱国”研究发现的“真爱国”与“麻木爱国”之间的差异。也有老师提出，对现状的不满是否会影响TMT的启动？赵志裕老师提出，实际对于中国文化下的TMT验证学界是有所研究的，提议接下来的研究中关注中国人的死亡观与对死亡威胁的感知。

第二天会议的首位报告者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咏媛老师，她的报告题目为“Relational Mobility and Acceptance of Culture Mix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ulture Domain”。陈咏媛认为，关系的流动性可能对文化混合的接受偏好产生影响。实验设计1以大学生为被试，用假设情境的方法进行研究；实验设计2使用提供作为实验材料的新闻并对参与者进行调查而进行研究。不过两实验结果均不理想。杨宜音老师指出，在研究题目中的Relational的问题更偏向生人社会，而这种情况对关系网有所影响，因而在对关系网的研究时要考虑1）这种关系网能否维持？2）这种关系网有没有扩展的能力？周婉茹提出关于差异是不是因为经过长期居住而形成了稳定的关系网，她以工商心理中的Embedde研究为例，建议考虑社会网络分析中个人网络大小、交往亲密性与可替代性以及同质性或异质性。赵志裕老师建议考虑西方文化的心理影响与现代化形象影响，所以应考虑注意找比较鲜明的表达文化的icon，找比较有文化冲击性的图片进行研究。康萤仪老师提出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在不同情境中对脑的互动的影响，建议建立Domain与Culture Auxiliary的关系高低之间的影响比较。杨宜音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在北欧考察时，由于对英语的亲近性而选择麦当劳进餐的实例，对此进行进一步引申。之后赵志裕老师向大家展示了在法国巴黎旅游区拍摄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带有中文名的麦当劳店面与在中国安徽古镇的完全外国元素无中文店名的麦当劳店面，赵志裕老师藉此指出Culture Mixing的对象因情境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同时鼓励大家在发现相关Culture Mixing的现象时可以留心注意，以期思索其中的心理因素，为研究提供新的突破口与新思路。

接下来的报告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孙晓敏老师带来的，题目为“群体危机决策中的权威关系：权威集中还是接受性增加？”。研究从群体决策中的共享信息偏差问题入手，在前期的研究中以火灾危机的情境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置虚拟的三处火灾信息让消防队的高层决定如何处理，藉此发现在群体决策产生信息偏差时，地位的差异将会产生显著影响，由此提出了在产生决策时领导与专家谁更权威的探讨。关于危机情境下群体中权威关系的理论出现两种竞争假设：权威集中假设和接受性增加假设。为了探讨危机决策团队中不同权力来源的影响力并检验两种竞争理论，研究关注（1）在危机情境下，群体是否出现共享信息偏差；（2）危机决策团队中领导和专家谁更有影响力；（3）专家的影响力是基于专家所拥有的信息还是基于对专家的地位感知。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设计了2个系列实验。被试随机组成3人的互动团队，共同完成一个关于火灾增援的决策任务。实验1回答前两个问题，采用3权力来源（合法权vs.专家权vs.无权力）的单因素设计，拥有合法权的成员成为团队的领导，拥有专家权的成员获得任务的全部信息。有效数据20组。通过“讨论编码系统”来系统分析沟通行为，结果发现:（1）在危机情境下群体并没有出现共享信息偏差。（2）专家的影响力会显著高于领导的影响力，领导的影响力会显著高于成员的影响力。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权力来源和个体沟通中心化之间的关系受到团队开放沟通的调节。领导的提议行为会抑制领导开放性进而抑制专家的影响力，领导的提问行为会促进领导开放性进而促进专家的影响力。最后，专家的影响力越大，群体的决策质量越好。实验2进一步检验第三个问题，采用3权力（合法权vs.专家权vs.无权力）×2是否是真专家（真的vs. 感知的）的因素设计。实验2预期，若与接受性增加假设一致，那么专家只有在获得全信息的条件下，才比其他成员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若与权威集中假设一致，那么不管专家是真的还是感知的，都会比其他成员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实验有效数据40组，真专家条件和感知专家条件各20组。结果表明，（1）专家获得的专业知识感知和影响力感知只有在真专家条件下才显著高于对其他成员，低地位成员在感知专家条件下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专业知识、贡献和影响力。（2）真专家条件下，专家的影响力与群体决策质量正相关，而在感知专家条件下，低地位成员掌握了指向任务正确选项的关键信息，他的影响力与群体决策质量正相关。结果支持接受性增加假设。报告结束后，杨宜音老师提出建议，要考虑研究结果是否是因实验设计而导致而非因为实验设计而形成。在本实验中，“专家”为信息的提供者而非信息的解释者，可否进一步研究解释型专家的影响力的影响？周婉茹则引入了组织行为学在社会心理研究中的应用，考虑什么时候专家可以成为领导或者专家到底能否存有领导的研究。同时可否考虑下载不能共享信息的情况下领导与专家的地位与其影响。赵志裕老师建议考虑可否重复实验一，考察前一次专家与领导的经验是否会有留存性影响，同时提出建议，考虑如何把组织经验发展为组织文化。

简短的休息后，由北京师范大学的谭旭运带来“Bolstering or dampening: the impacts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on perception and intention of corruption”研究的报告。谭旭运首先综述了被用来解释人产生不同的腐败感知与腐败意图的系统公正理论。该理论用于理解怎样以及为什么个体会有不同的腐败感知和腐败意向。具有不同相关性实验设计的研究显示，常规系统公正与腐败感知和腐败动机负相关，并且不公正的体制合理化与腐败感知负相关却与腐败意向正相关。谭旭运更进一步假设1）社会状态缓和了不公正的体制合理化、腐败感知和腐败意图之间的关系；2）感知腐败加剧了正常体制合理化、腐败感知和腐败意图之间的冲突。只有高度感知腐败加剧现状，正常的体制合理化能促使腐败感知和腐败意图降低。陈浩老师提出，低地位与犬儒主义以及冷漠性的影响表现有什么差异，此外腐败的中国传统合理化作用是否存在？此外对腐败的宽容度的限度如何界定？周婉茹以台湾的情况举例，提出是否存在“等价交换”的情况？同时有与会者提出腐败的投资收益观以及腐败容忍性的心理账户问题，在对国家的腐败行为与对集体的腐败行为的不同容忍度上的区别进行了阐释。康萤仪老师也以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举例，简要分析其中的心理因素。赵志裕老师分享了他所了解的香港的情况，提出腐败的层次性考量，到底该如何界定腐败呢，什么情况下可以容忍，什么情况下可以容忍一点儿，什么情况下又一点儿也不能忍？这也是比较值得探讨的问题。

上午的最后一个报告来自中科院心理所的施媛媛，其题目为“真诚的还是策略性的？对谦虚的重新审视”。施媛媛以谦虚的内涵与表现形式的变化入手，从谦虚的含义着眼，从“真诚型”和“策略型”两个层面对谦虚进行全新而全面的阐释。她认为“真诚型谦虚”（Authentic Modesty）是一种内在品质，是正确认识自己和外界的能力，“真诚型谦虚”高的人能够正确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将自己放在一个宏观的图式中，并且可以在行为中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策略型谦虚”（Tactical Modesty）是一种行为表现，是社会文化在行为层面的表现，“策略型谦虚”高的人可以巧妙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维系良好的人际。真诚型和策略型谦虚并不是两个互斥的概念，而是谦虚的不同侧面，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体内。为了探索两种谦虚的不同特点和功能而设计了四个研究十个实验：研究一分别用开放式问卷和等级评价量表对两种谦虚进行原型分析；研究二开发了《真诚型谦虚与策略型谦虚量表》，并从外显和内隐层面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研究三探讨两种谦虚与身心健康的关系，分别从焦虑抑郁、主观幸福感以及健康行为展开；研究四采用实验操纵，探讨两种谦虚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和社会决策。我们假设，两种谦虚除了在特质上有区别，还具有不同的功能：“真诚型谦虚”高的人，拥有一种安静的人格，从而可以更好地抵御抑郁和焦虑，也更倾向做出公平的决策；”策略型谦虚”高的人，拥有更好的人际交往技能，更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也更倾向于做出从众行为。本研究将促进人们深入理解谦虚的结构，以及为如何用谦虚来解决现代人自我膨胀导致的种种消极影响提供指导。报告结束后与会老师就真诚与否到底如何判断进行了讨论，认为更需要探讨的是关于谦虚的本源性问题，即为何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谦虚，已经两种谦虚的出现是否是认知结构产生的？还是从本源上就造成了分歧？有的老师就逻辑提问，会不会两种谦虚是并行的，共同存在，真诚性的一贯谦虚会不会就不需要策略性谦虚？还有老叟从中国文化中的谦虚特质进行提问，提出可否考虑从他人感知的角度进行归因？杨宜音老师则建议从利他与利己两个角度进行考量？赵志裕老师则提出这两种类型的谦虚是否是按情境启动呢？会不会是自我性与社会性不同方面考量所造成的差异，同时建议对概念进行定义，要区分好两个维度的具体概念，之后还建议希望进行重复研究，通过对行为或人物进行他人评价分析而得出原因分析，并尝试了解其中的心理意义及构念。

下午的会议始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李凌老师带来的“社会变迁下的性别角色与自我认同——以‘女汉子’现象为例”报告。李老师提到性别角色是社会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对特定性别的期望和要求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但也有些东西根深蒂固，难以变化。“女汉子”被评为2013年度网络热词之一，并在日常中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很多女性会自诩为女汉子，似乎预示着性别角色规范在趋于多元和开放，与Bem提出的“双性化”理想性别有契合之势。但另外一些社会经验提示情况好像并没有那么乐观，女汉子在面对现实时还会因其与传统性别角色的差异而遭遇困境。我们的研究期望以女汉子现象作为切入点，通过开展多种方法的系列研究，探讨性别角色相关规范的变迁与固着，并试图能揭示其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现已进行的研究一采用利克特问卷和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就大学生对“女汉子”外显及内隐的一般态度和刻板印象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大学生对“女汉子”的外显态度偏积极而内隐态度偏消极，且存在“女汉子婚恋难”的内隐刻板印象，男女生在结果上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先前的假设。后面的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揭示人们关于“女汉子”的俗民理论（lay theory）及其中的特性规律，也希望能够从更高层面上探讨规范（norm）的变迁规律及影响因素。杨宜音老师结合自身经历提到，对于女性的性别预期往往与历史背景有关，应该注意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考量，结合男女平等、社会变迁、独立自我的思潮综合考虑。施媛媛提出网络词汇经过网络传播的二次建构问题，建议考虑这一观点其外显与内隐之间差别。与会老师们也对“自诩女汉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讨论，认为这是一种在不同情况下自我形塑的过程，并且随着概念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意义上的变化，变成了一种立场或者是价值观念。赵德雷老师结合自己与学生讨论的经验提出应考虑这一行为是否存在外表形象与内在形象的不一致即是不是会对“女汉子”造成实际的心理伤害。赵志裕老师则建议思考重新建构之中的一种澄清比较与认知再调整，可以尝试从访谈真正女汉子的入手，关注词语使用的语义分析，或者通过性别角色中理想男性/女性的形象描述进行语义分析，了解其中所涵盖的正性与负性元素，考察近年来对女性独立坚强趋势上一致性的期望。

接下来，北京大学彭璐珞做了“比较性思维对双文化启动效应和文化混搭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彭璐珞在研究中提出，经典的双文化启动实验本质上启动的是一种对比思维：两种文化的同时呈现使得人们自动比较不同文化的差异，进而扩大了感知的文化刻板印象。本研究提出如果启动人们的相似性比较（而非差异性比较），将减弱双文化启动效应，并将改变人们对文化混搭的态度。研究一通过两个实验，初步验证了在相似性比较思维下，人们的文化刻板印象削弱，而对文化混搭产品的态度更为消极。研究二的两个实验则未发现类似效果。针对实验中的问题，与会老师讨论了单一文化中被试对文化熟悉度差异所可能导致的影响，并提出有没有可能实验并非启动文化思维，而是整合容忍的多元化思维？大家认为考察点应在于参与者是不是相较之于一个比较差异的观点更倾向于一个寻找共性的观点？陈浩老师则提出双文化启动效应的启动是否存在着先后作用，即启动层次的区别。赵志裕老师提醒报告者注意，被试是否存在更多的文化感受，因而对实验产生了影响？

全会的最后一个报告是由浙江工业大学的许丹老师所作的“创伤与亲社会行为”研究报告。许丹老师提到，以往的研究中主要关注创伤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如降低幸福感，诱发PTSD、焦虑、抑郁、自杀倾向、躯体、饮食和睡眠障碍等；破坏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增加人际冲突、引发攻击性行为甚至反社会行为等，但近期研究发现，经历了创伤之后人们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专业的助人职业者比其他人经历了更多创伤。因此本次探索性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创伤事件的数量、严重程度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采用埃森创伤问卷、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问卷、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志愿者行为问卷和社会期许性量表－简版对129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期许性时，创伤的数量和强度与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正相关；目击的创伤、对创伤强度的主观评价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更强。下一步的研究计划采用实验法验证在创伤经历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共情起着中介作用还是调节作用。南开大学的陈浩老师从天灾与人祸后果的不同所引起的归因上的差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老师提出这种“亲社会行为”的实质会不会是因为创伤情绪而引起的负面情绪的发泄导致而非亲社会行为本身？社会学习过程的作用——报答、认同、共同经历造成的特别情绪的影响有何作用？周婉茹分享了组织中的网络观，即回报并非回报予施恩人，而以回馈他人进行回报。关于研究的方法，有与会者提出了详细想象法和角色扮演法以及感知创伤法进行操控，以及应考虑中国人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与社会比较之间的联系。康萤仪老师以外国研究进集中营博物馆参观前与参观后感受上的不同作为控制差异方法的研究作为案例简述了以行为作为启动效应的研究。赵志裕老师进而提出了“意义”（meaning）对于利他行为的影响，同时阐述了TMT中以“意义”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从人生意义与心态发展进行研究。此外，杨宜音老师还提醒研究者注意创伤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集体创伤经验、以及对创伤事件的分类对于利他行为的影响。

至此报告部分全部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宜音老师再次向大家报告了《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杂志的文化混搭（culture mixing）主题的论文的编排进展。同时赵志裕老师提供了关于社会心理学会国际学会的信息与征稿情况，并鼓励大家踊跃投稿。此外，会上还就今后暑期班的计划、文化混搭会议接下来两次会议的议程安排进行了商议。

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与合影后，2014年社会心理学暑期班结业典礼隆重举行。典礼上赵志裕老师与康萤仪老师、杨宜音老师代表中国社科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感谢哈尔滨工程大学承办此2014年社会心理学暑期班以及第7届culture mixing研讨会，尤其对付出辛勤劳动的赵德雷老师表达了感谢并相互赠送礼物。

研讨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共进晚餐，在尽享美食之乐的同时互相交流增进友谊。最后，大家在夜色中依依惜别，为本次研究会的成功举办与暑期班的圆满毕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赵德雷、郑宇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