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学界常问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有人回答说人类学需要长时段的田野参与观察，而社会学相对较短；人类学的方法是个人主义的、个案性质的，甚至有人说人类学没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如假设）。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人类学研究室研究员罗红光在本所作题为“围绕客观性问题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讲座，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罗红光提出，在学术发展史上，社会学、人类学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共同的鼻祖，如社会进化论的提倡者斯宾塞对人类学、社会学影响都很大。当时受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学者将生物进化思想引进到社会科学，一时间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两个学科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学和社会学逐渐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那个年代社会学有帕森斯，人类学有博厄斯，但社会学家帕森斯和人类学家博厄斯20世纪均留学于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厄斯早期研究人文地理，偏重自然科学，到了德国后逐渐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反映出“生于斯养于斯”的文化关系，所以他提出与自己原来学术脉络不一样的观点：文化是相对的。“文化相对论的出现对社会进化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有各自的历史、价值体系以及评判标准。它构成了文化相对论的基本观点，并与原来社会进化论的殊途同归观点有很大区别。”

　　罗红光认为，对大叙事的批判都是文化相对论的一种翻版，虽然人类学界对文化相对论有所反思和批判，但在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上仍有烙印，譬如做田野工作必须学会当地语言。以往都是在英语的语境中来做，自博厄斯以后，人类学家先得学习当地语言，他们认为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从语言进入他者的意识语境。语言和意识、文化和自然都勾勒出围绕客观性的态度和立场。可见，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分歧，其焦点定格在了客观性问题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一方面要面对客观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还要面对人们创造的意义世界，社会学和人类学会用各自的方法来把握客观。”

　　随后，罗红光介绍了人类的两次飞跃，社会学和人类学用各自的方法把握这两种飞跃以求客观。他说，我们知道，人类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都对自然有一种改写，称之为心智劳动的“第一次飞跃”，原始的改写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人类学称之为“地方性知识”。同样，科学家也在改写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诸多关系。学者用一套概念，概念之间具有解释学意义上的联系或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人们就是这样生活在各自的意义系统中。通过这种心智劳动，人们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转换成对我（们）有意义的存在。而第二次飞跃很重要，理性范式是文艺复兴之后的巨大贡献。首先，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其次，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内容是多样的。面对多样的他者世界，科学家希望通过一种方法让它可传承、可传播，使其成为具有一定共识的意义，其方法就是实证。人们规定好测量工具和程序，可跨时空地做检验，如果得出同样的结果，说明结论是客观的、可信的，反之则不然。这在方法上有从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转换的修辞过程，即“去我”化，可称之为“技术性客观主义”。

　　罗红光表示，围绕客观性问题，社会学和人类学集中地表现在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法上，各有千秋，但都不能实现自我检验，在实践层面就会出现以点带面的误导，降低可信度。用GDP的产出与付出量来计算城市化率的差异可谓是理性的，但它不能证明科学家的欲望等同于生活者的客观欲望，而且不能检验政策实施者的行为。同理，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人的实践理性，定性研究也将潜入自说自话、画地为牢的死胡同，也不可能对理性范式提出建设性思路。若要检验我们的研究是否真实、可信，如果只把定量结果呈现给决策部门看，往往造成一叶障目，同理，仅仅呈现个案，同样只会起到不具代表性的效果。我们在发展研究中，区分城市化类型的目的在于研究“政策行为”。研究发现，同样表述“客观性”，社会学的定量研究与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有重要区别。因为在追求客观性问题上，有些问题针对科学家而言有意义，有些则针对研究对象才有意义，能否自圆其说？否！应当建立一种定性和定量可对话的机制，所以围绕客观性问题，我们还应当考虑探索一种能够互相补充、相互检验的方法，这样才能提高客观的可信度。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和社会学唇齿相依。

　　（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