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养老服务组织模式　　
　　第一单元的主题为“城市养老服务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晶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从横向整合转向纵向整合长期护理服务组织模式——以青岛市为例”的报告，研究从纵向维度展示了长期护理服务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的变迁过程。2012年至2018年，青岛市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呈现出专护、院护、家护三类主体专业化分层发展模式；2019年青岛市取消专护待遇，长期护理服务组织呈现出去机构化和纵向集团化发展模式。
　　社会学所张文博助理研究员报告了“青岛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到长期护理保险的组织转向和服务供给”，主要聚焦青岛地方专项制度演进对于长期护理服务的组织原则和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认为，青岛长护制度的阶段性变化呈现了两方面明显转向，即从“以供定需”到更加回归需求本位、从“身份区隔”到更加公平的社会权利；由此，服务供给上也出现目标人群、服务内容和准入条件上的需求转向，全人视角下的整合照护服务模式转向，以及资源配置上的家护、社区服务转向。研究最后提出对制度变化在回应关系性需求、提升照护质量，减少逆向再分配与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的初步思考。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陈永杰副研究员报告了“从传统家庭责任到政策支持下的家庭照料工作——关于长期照护中现金的思考”。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居家护理应该得到补偿吗？也即，居家护理是否可以等同家务劳动？他的研究指出，广州居家护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被动的扩张过程，保姆或家属“兼职护理员”大规模增长。“兼职护理员”实际上在照料工作中承担着主要责任，家人提供失能照料服务是否需要补偿是当下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凤梅助理研究员报告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助于提高养老机构入住率么？”，研究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7年全国长期护理服务机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是否是国家试点对其入住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长期护理服务定点对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入住率存在正向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震研究员、社会学所马春华副研究员对第一单元的四个发言进行了点评。王震研究员提出，首先，原来的医、养、护供给管理体制是部门分割的，在工业社会蓬勃发展时期，全社会需要医的人、需要养的人和需要护的人是三个不同的群体。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照料服务要求一个连续性的服务供给，面对旧有分割的管理体制、治理模式，提出了一个需要适应连续性的需求结构变动的新的治理模式问题。其次，对于家属照料是否要给予现金补贴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后工业化时代，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生育单位，它同时还是一个共同的消费单位、照护单位。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的公共事务需要极大地将家庭减少的功能由社会承担起来；但另一方面，提供家庭补贴可能难以遏制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当前的治理模式、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可能还没有办法去管理家庭补贴使用。
　　马春华副研究员指出，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基于青岛长期护理服务政策的发展模式，从开始关注重度失能老人到失智老人、从城市到乡村，青岛在开始试点时期就把乡村包括在其中，这可能是青岛模式跟其他模式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未来可以从城市间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不同城市采取不同长期护理模式的基础。
　　二、农村养老服务组织模式　　
　　相比于城市，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更深，养老形势也更加严峻，本单元的两篇文章都致力于探索适合农村的养老服务模式。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的“射阳经验：专业机构支撑下的农村居家养老”于江苏射阳的案例，总结了专业化机构在农村地区支持社区居家养老的经验。他总结了8条经验，分别是：政府监管、国企提供支持、民企提供具体服务，一起通力合作打造专业养老机构；将农村富余劳动力，主要是在家操持家务的中年妇女转变成养老服务的主力军；以党建为中心倾力打造养老服务企业文化，用红色思想培训照护员；利用智慧养老信息管理系统把握服务质量，吸纳村庄老年协会一起建立监督机制；定期送教下乡到一线培训包括家属在内的准正式的照护员；在乡村建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互助小院；开展基层综合服务、慰老服务提供四送三普两防；吸纳非正式照护进入正式照护体系中，以孝道为动力推进农村老人的非正式照护。
　　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杨舒博士的“农村居家扶助型养老模式：内涵、选择与构建路径”过问卷调查研究，提出针对农村当中60岁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居家扶助型”养老模式，这种模式主张由其子女、亲属、邻居、朋友或陌生人等在经过培训后承担居家照护服务工作，并根据照护服务提供者的工作强度获得政府部门发放的一定金额的资金补贴，该养老模式的提出并不以替代传统的养老模式为目的，而是通过有机结合家庭养老模式和社会养老模式，进而给予农村失能老年人更多的选择。这种具有照护服务主体双向选择性、照护服务供给主体多样性、政府照护补贴激励性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有益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员、梁晨副研究员对以上发言做出点评。王春光研究员认为，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需要考虑政府和家庭投入的成本，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投入农村养老服务、家庭能够支持多少，这都需要在模式推广的时候加以考虑；同时，农村的文化传统、社会资本等也需要纳入讨论中，不同地区的村庄之间存在差异性，对模式的总结和推广都会产生影响。
　　梁晨副研究员认为，农村的熟人关系、社区支持导致了农村养老模式的独特性，可以作为养老照护服务资源加以利用，同时这种资源需要进一步讨论，村庄的团结程度、村干部的能力和意愿等都是发扬或制约农村养老模式的条件和基础。同时，对政府补贴是否能用于亲属照料的讨论，我们还需要考虑政策对家庭的影响，会带来家庭化还是去家庭化的政策后果。
　　三、国际经验探讨　　
　　发达国家比我国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的养老体系值得学习借鉴，更值得我国学者去研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刘芳博士的“德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制度逻辑”关注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体制的历史演进过程。研究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来分析福利国家发展的三重逻辑，分析德国长期护理保险从酝酿到正式建立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展现了隐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社会结构。研究认为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社会保障领域，而且是社会团结最好的融合剂，它的建立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需要区分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的运行逻辑，而且长期护理需求从家庭向社会溢出是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制度建构时重新考量家庭的作用，鼓励、激励和支持家庭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张立龙副教授的“日本长期照护保险与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日本长期照护保险与照护服务体系及其之间的联系为研究对象，总结日本长期照护保障体系建设经验对中国的启示。研究认为，日本较早建立了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并在筹资机制、需求评估、体系建设、费用支付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比如建立了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政府筹资责任”、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共同划拨的照护保险筹资模式；建立了预防与照护并重的双重服务保障，构建了居家照护、地区密集型照护与设施照护的“三位一体”服务体系；通过制定不同“内容”和“等级”的给付标准、完善共同支付和无现金给付的付费方式、设定个人自付和保险给付最高限额等措施，引导多层次多元化的照护服务体系合理发展。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梁晨副研究员的“英国医疗与养老整合服务的经验：基于社区的视角”在英国布莱顿-霍夫市的田野调研为基础，研究英国面临老龄化危机、地方政府预算削减和政策碎片化的情况下，对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作出整合的探索。研究分析了各方在整合服务中所承担的角色：服务委托管理方临床服务委托团体和布莱顿-霍夫市地方政府的“健康与福利委员会”所承担的机构联合与筹资责任；服务提供方社会组织“链接照护”和“我们在这里”强调团队在社区支持居家照护和组织联络伙伴团队联合提供支持，以及专业的监督机构医疗质量委员会和“健康观察”对项目效果和质量进行监督。研究分析了医疗和养老整合服务所存在的不同的预算体系、管理体系和不同理念，以及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挑战，并对中国提出了整合方式和建设社区养老对接平台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陈永杰副教授对三位发言做出点评。唐钧研究员指出，德国的制度强调制度是社会团结最好的融合剂；日本与中国的文化相近，可以从中学很多东西；英国的社区照护则有悠久的历史。国内当前对医疗和养老的概念认识存有模糊和误区。例如，将“Health Care”翻译为“卫生保健”，由医疗部门负责；而Health Care实则属于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是不同的，所以造成了医疗服务与社会养老服务的区隔。而相形之下，大多数国家的Health Care由健康与福利部负责，将健康当作福利来看待。
　　陈永杰副教授指出，在概念界定方面需要更加细致，中国的实际情况更像long-term nursing保险，应该是叫“长照”而不是“长护”更为合适；而英国的社会照护概念是以多维度服务作为最主要的定位，并不完全对应“养老服务”。他认为，前两位发言中都提到了德国和日本医疗养老两个领域的政策变迁，试图让老年人在选择服务的时候有正确的激励，而不是让激励扭曲了他们的选择行为。他还指出，日本的研究提出了我们应该同时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划拨经费来做长期照护保险，这个提议虽然面临保险分割的现实困境，但是思路很好。
　　四、地方政府部门圆桌对谈　　
　　下午第一单元是由地方民政、医保、卫健部门共同探讨养老服务的组织模式。
　　成都市民政局高丽平副处长介绍了成都市养老服务改革的总体情况。截至2020年末，成都市60岁以上户籍人口老龄化率为20.75%。目前成都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已实现全覆盖，农村社区的覆盖率为92%。她重点提出，未来成都市养老服务与全国各地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基本养老服务问题，包括对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清单等的界定，这也将是成都市未来几年将进行积极的探索的重要方面。
　　青岛市卫健委原一级调研员丁虹详细介绍了青岛市的6种医养结合模式。她认为，青岛医疗机构在医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医养机构和居家老年人提供了服务，还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和养老机构的全部老年人提供服务，将医疗服务贯穿于老年生活的全过程和全方位，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受到了老年人的欢迎，激发了机构的活力，促进了基层养老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太仓市民政局顾凌燕科长介绍了太仓市的人口老龄化情况和养老服务的重点问题。太仓的老龄化开始时间较早、程度也较深，截至2020年底，全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近16万人，占比已高达31.04%。其中，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等都集中在城区，从而引致年轻人口向城区集聚，所以乡镇板块上的老龄化率更高，部分农村的老龄化率已超过40%。太仓未来将从基本服务向高质量服务转型，包括深化医养结合，加大护理院、护理站护理床位建设，加快养老社会组织企业孵化培育，稳步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改革试点，多主体、全方位系统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向社会化、专业化、品牌化转型发展。
　　太仓市医保局孙彦彦科长介绍了太仓市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及服务开展情况。太仓市长期护理制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学习青岛模式发展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的形式包含专护、院护和家护三种模式。第二阶段在配合苏州全市统筹要求下，太仓的长期护理服务形式改成了居家护理和机构护理，取消了医疗待遇，长护居家服务和民政居家服务差距不大了，两者在服务内容上也没有太大差异。
　　海宁市民政局张新益副局长介绍了海宁养老服务情况。2020年底60周岁以上老人有19.85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7.79%。在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大背景之下，海宁养老服务工作坚持城乡均等化发展的原则，城乡统筹推进县域养老服务的体系建设。目前海宁市按照“机构跟着老人走”的理念，大力发展大社区级的小微机构，让老年人就近就便享受养老服务。
　　五、地方养老服务机构圆桌对谈　　
　　下午第二单元邀请了太仓市德颐善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青岛市中康颐养、青岛市西海岸供销集团、金色华年（上海）养老服务公司四家为老服务机构，对谈人员围绕各自机构的业务开展和服务供给情况，以及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展开了深度交流。
　　德颐善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理事长孙陈女士首先对机构自2015年成立以来的发展情况做了介绍。德颐善是一家综合性社会服务机构，主要以专业社会工作者切入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为实践方向，以社区服务为前端、以养老服务为主体、以护理服务为延伸，聚集了一支800多人的全职管理服务队伍，面向全市开展综合养老类服务、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和社区综合服务。在机构发展中，德颐善致力于从社区层面更好发挥团队服务优势，在深度嵌入社区、精准挖掘需求、专业服务赋能的基础上，注重整合家庭、社区和社会各类资源，建立社区层面的社会支撑体系和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全方位、全周期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继而打造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NORC模式（“自然形成的退休社区”，Naturally Occurring Retirement Community），更好探索本土化养老服务的解决路径。
　　金色华年养老服务公司的总经理王经理分享了跨部门合作及专业机构支撑下的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模式新探索。公司于2018年接受江苏射阳县民政局委托，依托国企新华网江苏有限公司与县民政局签订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合作协议，向县域范围有需要的老人开展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目前服务134个自然村、1.7万余名80周岁以上长者，重点覆盖空巢、困难、残疾、孤寡、五保等困难老人。通过政府出政策出经费、国企搭平台出设备、民企定向提供服务、积极引入科研团队（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吸纳并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主要是留守妇女）就地充实村庄养老服务队伍的轻资产运营方式，金色华年在射阳逐步形成了政府、国企、民企加社会服务四位一体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
　　青岛市中康颐养隶属瑞源集团，是医养结合示范基地的示范企业，主要通过“机构养老、居家社区养老、智慧医养平台、企校职业培训”四位一体发展来系统布局中康医养服务体系，面向政府保障对象、社区居家对象和市场化高需求对象建立三类养老保障体系，借助智慧医养平台大数据分析，不断精准定位需求、提升服务供给效率、拓展市场化运营。据市场部经理齐祝祥先生介绍，中康目前已在全国13省、25市、114个乡镇街道布局了198家医养服务机构，居家服务人次高达150余万人次。中康医养体系的主要创新在于其CCSS养老服务体系和“四梁八柱”运营体系，即：以养老机构为基础、以社区中心为支撑、以驿站服务为延伸提供“六助”服务，形成智慧医养结合服务体系；通过运营四梁（养老、医疗、智慧化平台建设和运营、养老护理培训）来实现八柱（“防、医、养、康、护、慰、居、宁”）全生命周期服务。
　　青岛市西海岸供销集团的成万鑫院长介绍，集团借助供销系统的基站和产品多供应链、全产业链服务体系优势，在三级服务网络体系支撑下，着力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城乡一体化养老服务。目前已在西海岸新区13个镇街建设120处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在7个偏远乡镇建设7家城企联动的小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并下设诊所，可就近为村居和社区提供医养服务，较好保障了农村地区医养服务的可及性。西海岸供销集团借助互联网+服务，以智慧养老云平台为枢纽，不断拓展家庭养老床位业务服务面；同时坚持融合式养老，兼顾兜底与普惠服务；结合“新时间银行”积福养老卡，不断拓展爱心联盟成员、探索社会化市场化服务。
　　参与对谈的四家机构各有特色，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与会者带来了诸多启发。在交流中，几家机构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发展中遇到两方面共性问题，一是如何有效实现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点对于主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自我造血能力较弱的社会组织面对转型发展时尤其关键；二是养老服务行业各类人才在专业、性别、年龄等方面的供需匹配非均衡问题，这也是目前限制行业发展和市场拓展的一大瓶颈；同时，也有机构提到了医养结合过程中在服务对接上存在的一些具体障碍；此外，面对农村严峻的养老服务形势，需要更多来自家庭、友邻和村庄共同体的照料支持。
　　与谈专家、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李佳副主任指出，对谈选题非常有意义，但整体上经验总结多、问题发现少；对老龄社会冲击的前瞻性研判不足、各类研究准备不足；建议青年研究者更多开展调研、及时跟进行业业态发展，把研究做在社会、企业和政府行为的前面。唐钧研究员认为，未来提供跨产业和事业的具体服务，需要往社会企业的方向走，养老企业是最典型的社会企业；同时希望学术共同体能首先就相关研究议题达成一种共识，以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咨询与政策制定、服务社会和市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