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第二届文化社会学论坛合影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科研处傅学军处长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研究员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学部委员李培林为会议致辞。

图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科研处傅学军处长主持开幕式

陈光金表示，文化社会学对于理解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其研究应当紧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深入探讨如何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更好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全球化时代，文化社会学研究应把握好统一性与多样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聚焦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关注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随着新消费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文化的形貌、主体元素、结构以及文化行动者的实践模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必须把握时代特征，创新研究方式、研究方法，构建新的文化社会学。

图3 陈光金研究员致欢迎辞

李培林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学快速成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社会学长期以来聚焦的发展问题，绝大多数与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密切相关，而对相关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研究还不够深入。文化社会学在整个社会学发展中，也还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拓的领域。当前，文化和文明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一系列文化相关的重要议题，都亟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完善理论体系。我国的文化社会学也要抓住机遇，强化问题意识，使自身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届论坛旨在研讨文化和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交流最新研究观点、研究范式和研究发现，以促进文化社会学的创新和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图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学部委员李培林会议致辞

第一单元

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主任、副编审李凌静主持，主题为“社会学与文化研究”。

图5 第一单元发言人

复旦大学周怡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社会学怎样接纳“文化”——“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之辨》，梳理与反思了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脉络。社会学对文化的接纳或介入，经历了“无意识”、“有意识”再到“自觉建构”的三个历史阶段。认为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有联系，但二者在研究对象、学科发展道路及研究方法上明显存在差异。文化研究仅以文化现象或文本为研究对象，文化社会学则囊括所有社会结构现象及文化现象，并以群体分析见长；文化研究走“反学科”、“综合学科”道路，文化社会学则坚定自身社会学学科立场，紧紧围绕“社会”展开；文化研究是人文主义取向为主导的叙事描述，文化社会学则更多为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描述与解释。

华中师范大学李钧鹏教授的分享题目为《卡里斯玛与战争：韦伯的未竟之功》，重新探讨了韦伯著作中的“卡里斯玛”概念与理性、战争的关系。“卡里斯玛”频繁出现在韦伯对于战争与纪律的论述之中，但学界并未延续此类探讨。他认为理性战争中“卡里斯玛”英雄的重要性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战争理性化，并从组织、纪律、等方面进一步论述了这一现象。同时，结合现实案例，提出“卡里斯玛”力量在现代战争中存在复苏可能。

东南大学李林艳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道德配置与过程想象——中国社会道德转型的研究策略》，试图重新阐释社会学关于道德转型的研究论题。基于学界关于文化与结构关系的新近揭示，以及“压缩现代性”历史语境下道德的“偶然多元性”特质，报告主张采取结构与文化动态互构的道德转型研究立场。在研究策略上，报告则基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道德运作机制的分析，尝试提出“道德配置”的研究视角，用以说明一个社会各个道德功能模块之间相互匹配和相互补充的网络构造。报告还以社会正义转型为例，讨论了该视角的具体应用策略。

清华大学严飞副教授以《呈现“人”的主体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附近”》为题，重新思考了“附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的价值。综合布迪厄与项飙的论述，指出“附近”是一种情感和文化维度上个体对社会的粘黏性、个体与个体之间联结性的展现，并提出“成为他们”与“本就是他们”两种进入“附近”的路径。从技术、道德等方面，反思了“附近”逐渐陌生的原因。具体讨论了“数字化与加速化贬低了具身体验”、“只看见职业标签的类的存在”、“以个体结构性的道德框架诠释世界”、“功能切割的空间失效将城市异化为‘生活的机器’”、“加速悬浮的组织肌体衍化出‘离散社会’”五种原因机制。强调“附近”可以跳出个人与社会、殊例与普遍的二元对立，呈现人的主体性。

图6 第一单元主持人与评议人

从左至右依次为主持人李凌静、评议人胡安宁与评议人朱颖

复旦大学胡安宁教授和《学术月刊》朱颖编辑分别对四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做了认真细致的点评。他们认为，本单元的发言人研究视角新颖，学术脉络清晰，并针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问题与建议。

第二单元

论坛第二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学学科执行主编、编审顾海娥主持，主题为“社会学与文化建设”。

图7 第二单元发言人

中山大学肖文明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从“中国本位”到“世界会通”：黄文山的文化建设思想论析》，以黄文山的思想理论脉络为线索，研究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将黄文山的思想分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方案”与“世界文化会通”两个阶段。大体而言，黄文山文化建设思想可概括为从中国本位论转向世界文化会通。在前一阶段，黄文山更强调的是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以及向西方文化的学习；在后一阶段，黄文山强调的是西方文化之没落与危机、中国文化之世界意义、世界文化之会通。研究黄文山文化建设思想转变，对于今天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朱迪研究员的分享题目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方案——“行动链”框架下理解文化消费和认同》，在梳理以往文化消费影响文化认同的机制后，试图从更完整的“结构（能动）—行动—文化”链条理解行动如何受到物质和文化结构的约束，行动如何产生和塑造文化；从行动怎么来的、会产生什么样后果的视角出发，构建“行动链”理论框架，深化对消费如何影响文化认同的理解。提出“需求满足机制”、“日常实践机制”、“消费资本机制”作为文化消费影响文化认同的三种路径机制。在当代社会变迁背景下，更加迫切需要建立起具有包容性、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文化文明体系，为文化安全感和本体安全感提供新的支撑。

北京大学田耕副教授以《20世纪上半叶的风俗记录与中国社会学的文化论》为题，从瞿同祖的《俗、礼、法三者的关系》（1934）出发，指出“俗、礼、法”三者背后是“问俗、询礼和制法”的行动结构。“俗、礼、法”三者的关系，在19-20世纪构成了民族法学（ethnojurisprudence）的基本框架在，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都有重要的体现。而20世纪的风俗调查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是对这个民族法学框架的反思和突破，田耕以吴文藻对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表格”的评论和凌纯声的“调查格”为例解释了这种突破的可能的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闻翔副教授的分享题目为《预言的终结与社会理论的“危机”？》，以Peter Abell和Diane Reyniers对于《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的批判为引，指出社会学界对“元分析”意义上的社会理论研究范式的祛魅趋势。以宏大叙事勾勒时代变迁的“时代预言论”正在式微，而“审美疲劳”与对“二元论”的反思则是导致预言“终结”的两种原因。

图8 第二单元主持人与评议人

从左至右依次为主持人顾海娥、评议人李钧鹏与评议人陈涛

华中师范大学李钧鹏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涛副研究员对四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做了细致梳理与点评。他们从学术脉络与理论框架等方面向发言人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第三单元

论坛第三单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朱迪研究员主持，主题为“文化、技术与社会生活”。

图9 第三单元发言人

复旦大学胡安宁教授以《Mapping Out the Interpersonal Boundary Ston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Guanxi Network Structur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Endorsement》为题，探讨了“关系”的网络结构议题。指出当前的社会关系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性，首先，缺乏对关系结构的整体性描述；其次，缺乏对关系结构形成机制的研究。基于此，胡安宁使用“传统文化与认知模式调查”的数据，构建了关系结构的相关矩阵。发现对于传统主义或儒家主义认可的人，更加倾向于简单的二分关系结构，反之则比较复杂。强调中国人的关系结构是异质性的，要从更加动态的视角进行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姚泽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社会基础、意义建构与乡村摄影服务市场的变迁》，以安徽省淮南市某乡镇为例，从乡村摄影服务产业出发，探讨了其发展动力与意义建构等问题。案例中，煤矿企业的建立推动了新观念的传播与新消费习惯的建立，矿难事件促使全家福照片进一步传播。而在社会变迁背景下，人口外流与摄影技术变革等因素对乡村摄影服务造成冲击，但乡镇照相馆积极求生，一方面转变角色，包括成为“本地消费者和城市摄影服务供应商的中间人”、“增加非摄影服务”等，另一方面则积极重构摄影与照片的意义，发展出“以孩子为中心的影像”、老年婚纱摄影等新的产品，从而满足乡村居民的摄影需求。

复旦大学梅笑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文化之物：医疗技术如何影响患者依从性？》。虽然现有的社会学研究已经针对“依从性”概念提出了学术反思，指出“依从性”是医学权威与支配地位的彰显，忽视了患者的自主性。但梅笑认为，对“依从性”的研究应进一步超越简单化的权力关系框架，转向研究患者“更好的选择”是如何被塑造的。引入文化社会学视角可以帮助澄清技术与人的互动关系，她提出了“医疗技术的物质性与人的身体能力”、“医疗技术的物质性与人的认知”、“医疗技术的象征性与人的认知”以及“医疗技术的象征性与人的身体能力”四种解释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高文珺副研究员的分享题目为《数字时代文化发展新特征——基于文化生态理论视角》，引入文化生态理论的分析视角，探讨了数字时代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在文化生态分析框架的外部环境系统方面，构建了“背景—形成—传承”的分析脉络，分别对应社会形态、社会连接与社会教化模式。在内部的文化构成方面，采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文化划分。认为文化生态外部环境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数字社会的历时性变化，形成了相对应的社会连接和教化模式。同时，针对文化内部构成，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存续的强弱有差异，数字媒介可以助力传统文化的发展。基于此，高文珺强调了研究数字社会文化的意义系统及其内外部特征的重要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闯助理研究员的汇报题目为《〈黑神话：悟空〉：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的游戏、技术与产业融合》，以游戏作品《黑神话：悟空》的“破圈”现象为例，讨论了游戏产业与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在回顾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游戏关卡机制、游戏制作技术等要素对于文化叙事和文化呈现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游戏产业，认为游戏产业能够成为激活中华传统文化、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新兴领域。

图10 第三单元主持人与评议人

从左至右依次为主持人朱迪、评议人陈心想、评议人向静林与评议人陈思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心想研究员、《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向静林副研究员以及《浙江学刊》编辑、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思宇副研究员对五位发言人的汇报做了认真评议。他们认为本单元研究议题新颖，研究问题突出，期待发言人能够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单元

论坛第四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张莉主持，主题为“文化与社会治理实践”。

图11 第四单元发言人

哈尔滨工程大学吴肃然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规则的分辨率：一次业主大会选举中的社会行动》，该研究以某小区的业主委员会选举事件为案例，细致展现了各方参与者在规则文化上的碰撞，并提出了“规则的分辨率”这一框架，用以解析“规则”在社会行动中的客观性、清晰性和有效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吴肃然重新梳理了以往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倡导研究者开展超越中层理论的分析，以此提升社会学解释的概括力和拓展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刘亚秋研究员以《社会学如何进入文化文明研究——以社区学派的文化研究为例》为题，通过梳理中国社区学派的研究脉络，具体阐释了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费孝通是社区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化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费孝通对文化的定义主要来自于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具有整全性等特点；第二阶段中，费孝通开始进入田野调查，走向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研究范式，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第三阶段中，费孝通认识到文化“活”的部分关键在于人，从“心态”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基于此，刘亚秋指出费孝通的相关研究为当今文化传承发展的议题提供了一个社会学路径。

复旦大学杜世超青年副研究员的分享题目为《生育激励政策为何有时失效？基于认知模式的解释》，针对生育激励政策失效的问题，采用认知模式框架进行理论解释。认知系统分为直觉认知系统以及分析认知系统，前者借助直觉联系以减少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后者调动注意力并主动增加信息处理量以保证认知结论的正确性。基于此，结合性别视角，他提出“对于倾向于使用分析式认知的人而言，现金激励和非现金激励都能够增加他们的二孩生育偏好”、“对于倾向于使用直觉式认知的人而言，现金激励能够增加他们的二孩生育偏好，但非现金激励并不能”与“当个体偏好分析式认知时，带薪产假能够提升二孩生育偏好，但这一激励效果仅在男性群体中存在”三个研究假设。在使用线上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研究假设之后，杜世超认为生育激励政策的制定应该关注微观文化与认知模式等方面的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黄燕华助理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文化之手”：国潮消费的形成过程与动力机制——基于国货护肤品牌的调查》，以国货护肤品牌为例，尝试剖析国潮消费的形成过程和动力机制，聚焦文化在数字时代经济现象中的传递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国货的发展及其与消费者之间的供需匹配、情感连接、文化共鸣是国货消费潮流形成的基础。其次，品牌方、主播、消费者等多元主体的在线互动，构建了人际网络与市场网络相融的社群文化，促成消费者对国货理性和感性兼备的认识和选择。最后，国潮文化的兴起、青年文化的激活以及文化自信的提升是进一步推动个体消费行为向集体消费潮流进阶的有力之手。

南开大学于佳煖讲师以《观念与关系的互构：旅德华人音乐家的关系网络与观念结构》为题，将德国古典音乐界中的华人音乐家作为研究对象，发现旅德华人音乐家存在风格观念体系上的分歧，即在古典音乐的创作和演奏中，是选择回避中国风格，还是使用中国风格。使用中国风格的音乐家会与文化机构、政府等建立关系，从而更偏向大众化的古典音乐；而回避中国风格的音乐家更多地在严肃音乐圈建立关系，侧重精英化的古典音乐，由此形成了“观念-关系”的互构模型。相似的观念结构能够吸引特定人群，从而形成关系网络，同时关系网络也为个体带来新的创作理念。

图12 第四单元主持人与评议人

从左至右分别为主持人张莉、评议人杨可、评议人黄永亮与评议人徐宗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可副研究员、《青年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徐宗阳副研究员以及《学海》编辑部黄永亮副研究员对五位发言人的汇报做了详细地回顾与评议。他们从概念内涵、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层次等方面向发言人提出看法与建议，并期待能够看到更加完整的研究成果。

图13 《学术月刊》朱颖编辑进行会议总结

闭幕式上，《学术月刊》朱颖编辑对本次文化社会学论坛进行总结，朱颖向大会主办方与参会嘉宾表达了感谢，并对后续文化社会学研讨会提出期待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