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6日下午14时，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办的线上家庭云沙龙如期开展。这次家庭云沙龙的主题分享由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后吴心越老师带来，主持人是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的研究员吴小英老师，参会者以社会学所的老师和学生为主。会议上，吴心越老师探讨了养老机构从“孤老救济”到“孝亲代理”的角色转变以及道德重塑过程。
研究的背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历经社会变迁与道德转型的中国社会的养老照料模式日益从家庭内部的代际互惠转为付费购买的市场化的照料服务，而养老机构的社会定位也从福利救济转变为市场服务。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如何嵌入既有的社会文化秩序与价值系统的问题。
吴老师的分享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依循了历时性的脉络，第一个部分大致梳理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养老机构作为“孤老救济”的社会福利系统的传统形象；第二个部分关注政策文件指导下80年代养老机构市场化转型以及遭遇的社会困境；第三个部分是此次分享的重点，研究者从自己在苏南一带的田野经验出发，发掘今日的养老机构究竟如何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从“孤老救济”的收容所重塑为“孝亲代理”的承担者，并且重新迈入主流的孝文化体系中。
第一个部分讲述了养老机构“孤老救济”的传统形象，养老机构存在于孝道伦理体系之外。通过列举历史上的孤老收容所，我们发现养老机构自古以来承担了“孤老救济”的职能，彰显国家的德治。那何为“孤老”呢？吴老师提出了两个概念：“无家”与“边缘”，“无家”指的是老人没有家庭成员照料，缺乏家庭亲缘网络支持，“边缘”道出老人由于多舛的人生际遇成为社会的边缘人，而且这种“边缘”体现在心理与结构两个层面上。借助福柯“异质空间”（heterotopias）的概念，吴老师进一步指出，养老机构成为了现代性和生命政治诊断意义上的域外之地，收容中国式家庭为核心的伦理生活世界的“例外之人”，作为代表家庭秩序与孝道伦理之偏离与危机“他者”映衬了主流文化中的美好生活。
第二个部分讲述了导致养老机构形象变迁的重要因素，即市场化改革的影响。1978年养老机构的市场化转型进程开始，80年代经历独立机构改革、有限市场化、自费寄养的开放，90年代经历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小型化，直到2000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国家也从养老服务的供应者成为监管者，市场进入了养老服务产业，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照料外包。吴老师指出，所谓“社会化”即“市场化”，政策意见的出台表明了养老服务进一步市场化与医养结合长期照护的两大趋势。以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为转折点，养老机构从残补式的社会福利机构转变为面向大众消费者提供商品化照料服务，作为传统家庭照顾的补充或者替代，也从家庭秩序外的异质空间重新嵌入家庭秩序，从无家可归者的栖所到重新和家庭建立稳定的联系。
然而在国家的推动之外，养老机构的形象转变仍面临着社会态度的考验。首先社会道德观念方面孝与不孝论争近几年发生转变，越来越多人将不孝的标签从养老机构上撕下；其次，从老人的入住养老院意愿上来说，存在着城乡态度的差异，而且老人普遍对于商品化服务较为不信任，对其服务质量、价格与人身自由疑虑重重；其三，养老机构附近社区的邻避运动频频发生，冲突往往基于孝文化框架外的健康者与养老机构所隐含的衰老、疾病、死亡之意象的对立。
第三个部分讲述了养老机构“孝亲代理”的角色重塑，展现养老机构被主流孝文化接纳，并从例外回归秩序、从消极转向积极的形象建构。受到蓝佩嘉老师“孝亲照顾的市场转包”概念的启发，吴老师指出“孝亲代理”的意涵是事实上的养老机构、子女和老人的三方委托照料关系，子女作为托养人愈发重要。子女在养老机构与老人的关系中承担了监护人的责任。“孝亲代理”的塑造机制在于将生活照料与情感陪伴分离的孝亲分工，其基础是孝道实践呈现出情感转向以及个体化背景下家庭内部资源下行和代际重心偏移。亲代强调自己的“进步”与“自愿”，子代则强调自己“无奈”与“不舍”。通过宣传展演中孝道话语的建构，养老机构的形象经历了一个悖论式的转变，由原本的“无家”者收容所，成为了“有家”者的寄养处，从子女“不孝”的标志，变为了国家与子女皆欢迎的“孝道”实践的新场所。另一个方面，养老机构也在着力打造一种新的照护专业主义，使其成为相较于居家养老“更专业、更好的照顾”。在此两种话语的包装下，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嵌入了既有的社会文化秩序与价值系统。可我们不得不关心此种嵌入是否有其代价，而真正的“孤老”将何去何从。分工也会遭到照料不可分割、老年人主体性问题以及意外终止等挑战。最后，吴老师指出，养老应当迈向协同照顾网络，建立起整体照顾关系。
讲述结束后，老师们就吴老师的分享提出了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吴小英老师点出存在着孝道话语与专业话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二者在养老机构的具体实践场景中是否会存在冲突，以及在老人与家属利益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养老机构的偏向。施芸卿老师关注了孝亲代理的边界问题，私人生活在何种程度上被外包，这种外包的实践逻辑如何，其边界会否发生变化，并且指出养老与育儿在一定程度上的相通性。吴心越老师提及养老机构有较强的风险防范意识，而且外包的边界确实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施老师补充道，防范风险也是专业化的体现，专业与生活之间存在鸿沟，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日常生活的气息。张文博老师提及常熟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也产生一定影响，并且更加关注分工中的困难时刻。杭苏红老师提到了失能老人残疾证办理的事项，而且关注了养老院的经营者与客户的特征。陈午晴老师认为养老机构不能完全说成孝亲代理，与家庭角色有本质上的不同。马春华老师根据苏南的调研经历，也关注到常熟当地养老院的地方特色。王晶老师提到了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施芸卿老师同样指出，社区是现在的照料服务建设的薄弱环节，新的服务形态仍然在探索当中。吴心越老师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至此，沙龙圆满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余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