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中，我国台湾地区的工业起飞与农村的日益萧条同步：农村耕作环境污染、青壮劳动力外流、农民疏离于农业与农村。农业与农村的边缘化使乡村社区的发展丧失了文化的土壤，与此同时，社区的内聚性也随着人口外流和市场冲击而不断丧失。20世纪80年代，尽管台湾的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但却无法对乡村社区内部的行动逻辑和价值规范产生有效的影响。1994年，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理念与政策，由地方政府提供人力与物力支持，旨在重建乡村社会的“生命共同体”，提高乡村社会对于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能力。

　　经过调查发现，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模式包含两种类型：一种以硬件建设为主，软件建设为辅；另一种以软件建设为主，硬件建设为辅。这两种社区营造模式的利弊构成大陆乡村地区开展环境综合治理的宝贵镜鉴。在第一种模式中，台湾各地乡村在政府“乡镇展演设施方案”、“美化传统文化建筑空间”、“形象商圈计划”、“地区环境改造计划”等政策方案的推动下，主要通过对当地物质空间的改造和建设，重建当地社区的公共空间和地方认同，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永续发展的可能。在嘉义的顶菜园，乡村原有的农具和生活用品被摆放在展览大厅展示，农村文化作为“历史的垃圾箱”中的废弃物被重新捡回作为乡村文化产业的资源。而宜兰的白米社区本因台湾水泥厂的工矿污染而衰落，在社区营造中白米社区重新发掘本地失传的木屐文化，并利用当地的树木为原料发展木屐产业，不仅带动了社区经济发展，也改善了社区的环境。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在这种无生命的文化展演中，吸引都市消费者眼球的成分居多，而社区文化自主性重建的成分居少。

　　在另一种模式中，乡村社区通过重建社区的历史记忆，提高了社区凝聚力和行动力。在台南县后壁乡菁寮村的无米乐社区，一部名为《无米乐》的纪录片反映了台湾稻米之乡的发展史，同时也呈现了台湾稻农“作田人”的敬天知命、爱人惜物的精神世界。“无米乐”精神成为社区精神价值的核心。在发掘“在地文化精神”的同时，无米乐社区中还活跃着一批发扬和传承自然农法的“在地师傅”，他们是发展有机水稻和生态农业的主要推动者。为了加强农业社区的生态意识，后壁乡还将“生态教育”课程纳入自己的特色教学计划。在乡村小学开展深入田间的生态教育，是乡村社区青少年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建立对农业和农村文化的信心的过程。生态教育也将书本上抽象的名词和原理转变为大自然中最直观、最生动的教材。许多移居城市的学生家长将子女送到乡村小学学习自然知识，陶冶身心、锻炼体魄。小学里的“生态教育”不仅为生源越来越少的小区重开了生机，也在下一代中培育了永续发展的理念，同时也使社区成员在整体上强化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在社区营造中，社区大学也是重要的社会行动者。台南县安南区的台江社区大学就是一个当地社区公共事务的重要推动者。台江社区大学改变了只有都市社区才有大学的面貌，将大学课堂扎根在农村社区。它不仅为农民开展青草药班、推拿班等生计教育课程，甚至还开办了“夜市行动教室”，让逛夜市吃美食的大人、小孩也同时可以学电脑、借图书，积累在地文化。这一学习型的社区营造模式也极大地提高了社区环保工作的行动能力。2004年嘉南大圳遭受污染，台江社区大学联合海佃、安南等中小学师生，组建了“小台江巡守队”，鼓励小学生关怀土地与环境、主动汇报河川污染状况。至今，小台江巡守队也和社区大学课程汇流，共建台江的河川监测网。可以说，社区教育构成了社区总体营造重要的“造血机制”，也是包括社区环境治理在内的社区良性治理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由此反观，大陆农村社区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共同体的衰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以国家投资为核心的项目化治理的模式下，农村环境的综合治理面临着难于在社区内部建立长效行动机制的难题。在笔者看来，改变政府作为单一行动主体的治理模式，将农村社区视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责任主体，探索以社区内生力量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是我国大陆农村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社区自主治理能力的提高是以社区认同感和社区价值规范的建立为基础的。基础设施等硬件要素的建设与投入并不是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的充分条件。以社区为基础的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更有赖于在政府引导下社区凝聚力与归属感的重建与再生。乡村社区的萧条与乡村社区教育的衰败是同步的，所以，乡村的再生与社区营造更应与社区教育相结合，着眼于人的文化自主性的培育。如此，社区的自主发展才有社会和文化的基础。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中，我们发现，“教育”事实上转化为一个重新认识乡土、理解乡土的过程，更是作为“现代化他者”的乡村社区在经历工业文明的冲击之后重新获得文化自信的过程。再者，社区教育的发展，无论是乡村小学，还是社区大学，都重新为已经濒临或业已解组的乡村社区找到了组织化的核心，同时也重建了社区认同的核心。在乡村的社区教育与社区重建中，“乡土”不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废弃地”，而是有着自主生命并承载着可持续发展“绿色未来”的文化土壤。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