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之一。一方面，他们维系乡土社区内部秩序；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中介联系乡土社区与社区之外的世界。清末以来，随着现代国家化进程的展开，乡绅的制度性崩溃成为中国近代史一个社会事实。

　　进入21世纪，学界在“文化自觉”主题下，开始从多学科角度重新检讨乡绅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及其可能蕴藏的当代意义。已有的研究，或从结构功能视角阐发乡绅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或从社会进化论视角在前现代与现代二元对立框架内定位乡绅的意义。笔者“从实求知”，结合3个经验案例与建构论视角，探讨乡绅在当代中国的变体——乡贤的生成逻辑，以及乡贤与家庭、乡村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理论在此维度的社会学思考。

　　乡贤是多元文化圆融者

　　乡贤是本乡人。乡贤在本乡长大，先天持有在地知识，先天持有在地社会网络。云南香格里拉县白地村乡贤和尚礼，生于1950年代。他在白地出生，在白地度过童年，在白地上小学、初中。初中毕业后，他离开白地在外地读师范。师范毕业后他被分配在外地一所小学任教8年。之后，他回到本乡就职于乡文化站，然后当了两届乡长。再后来，他离开白地，在县城任县政协副主席，直到退休回到白地。云南丽江市花音村乡贤和丽元，生于1980年代。他的童年、小学和部分初中在本乡。后来，他被选拔进县歌舞团，离开花音到了县城。2013年，他从歌舞团调动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而他与花音村再次发生密切联系始于2008年。云南丽江市茨满村乡贤和文朝，生于1970年代。他的童年、小学、中学都在本乡。他中学毕业后到外地读大学并留在外地，从事当代艺术评论、策划。他与茨满村再次发生密切联系始于2011年，迄今6年。

　　乡贤是多元文化圆融者。乡贤的多元文化圆融者身份，集中表现为其多种语言能力，包括本乡话及其他更具普遍性的语言。放在外乡大都市，他们的本乡话、本省话不发挥作用，甚至影响他们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当他们把自己的主场设置在本乡，他们的语言文化特殊性使他们变得与众不同。

　　乡贤是本乡在地文化艺术活动组织者。文化艺术实践的公共性，使乡贤区别于纯粹商业目的实践者。尚礼自青年时代任职于本乡文化站以来，对本乡本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路持续至今。他所展开的相关实践，包括收集整理世传古籍、保护传统建筑、翻译著述、特色文化空间开发等。丽元的本乡在地文化艺术实践，围绕他回本村发起组织的一个乐队，从事本乡传统音乐的发掘、传承与展演。文朝的相关实践，始于他回乡发动本乡人撰写“村民自传”。在此过程中，他受本乡正经历的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张力的触动，策划并实施一个题为“过境”的艺术活动，一拨一拨地邀请各地艺术家、学者来访，展开茨满村与他们的对话。这个项目实施迄今已有6年。

　　乡贤拥有广泛的社区外部社会网络。乡贤在乡为绅，在外为现代专业人员，活动在多样性场域。身份多样性与文化艺术实践的公共性一起，决定了乡贤比一般村民拥有更为广泛的社区外部社会网络。尚礼在白地之外的社交面十分广，其中又以文化艺术人士居多。《探寻纳人古迁徙路》后记里，他提名致谢的外乡机构及有识之士有100多个。丽元在花音村之外的社交面也广阔。花音乐队经过多年努力，逐步获得本乡本土的认可，并在外出展演活动中荣获众多奖项。文朝在茨满村外的社交面涉及艺术、学术、媒体、基金会等相关专业人士。

　　乡贤以非农生计谋生。乡贤人在本乡，但主要以非农生计谋生。尚礼靠退休金生活，丽元靠单位工资生活，文朝靠稿酬、项目报酬及其他各种劳务报酬生活。

　　乡贤非本乡行政人员身份。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性制度，政府属刚性结构，乡贤属柔性结构，彼此独立。尚礼在本乡政府任职期间，是行政人员，不是乡贤。他离开本乡在外任职期间，返回白地做文化艺术实践，此时他的作为具有乡贤影子；等到他退休回到白地，在白地从事文化艺术实践，那是纯粹乡贤作为。丽元在花音村的乐队作为、文朝在茨满村实施“村民自传”、“过境”项目，也都是乡贤作为。

　　以上从6个方面定义当代中国乡贤的内涵。其中，本乡人、多元文化圆融者、本乡在地文化艺术活动组织者，是乡贤身份构成的3个绝对要素；社区外广泛社会网络拥有者、非农生计谋生者、非行政人员3个要素，是补充要素，作为在本乡人范围内区隔乡贤身份与非乡贤身份的界标。

　　家庭与乡村文化连续体依然具有生命力

　　经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花音、茨满、白地这三个村的现状与当代中国乡村的一般化描述有所不同。

　　第一，村民普遍反映，现在国家政策对农民比过去好，生活各方面比过去好。像花音村，离丽江城约40分钟车程，平均两三户人家拥有一辆汽车，出行进城比以前方便很多。花音村地处高寒山区，海拔3000多米。按丽江人过去的印象，高寒地区的生活比平坝地区辛苦。这些年随着交通改善，花音村的马铃薯进入县域、省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第二，打工不远离家乡的情况比较普遍。年轻人普遍选择离家乡路程比较近的工作机会，近者如本乡政府所在地、远者如本乡所在县城，很少远离家乡到一线城市打工。我们在白地调查的一个人，在白地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他的家乡在离白地步行半天路程的东坝村，在深山里。白地作为乡政府所在地及旅游胜地，从事商贸活动比其家乡东坝具有比较优势。

　　第三，村民普遍以家乡为生活世界之根。茨满村离丽江城约30分钟车程，村民普遍认为住在村里比住城里舒适，愿意并决定长期住在本村里。花音村离城约40分钟车程，他们认为最好的居住是村里有庭院、城里有一套公寓房。白地年轻人30多岁乃至40多岁结婚的比较普遍，他们主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后再结婚。

　　第四，家与乡村文化连续体依然具有生命力。婚丧嫁娶、年度节令等民俗仍然在这三个村里延续。花音村依然实行村外婚，但通婚对象的范围比以前扩大了，出现从遥远的德钦县嫁入的藏族媳妇，也出现从大理入赘的汉族女婿。我们到白地时，恰逢和尚礼家一起宰羊聚餐的日子。他说，现在三个孩子都在外面工作，平常家里就老两口，即使不是节日，也经常邀请亲戚来家里吃饭。

　　乡贤：连接社区与外界

　　花音、茨满、白地这三个村，在人类学文化意义上保有其乡土性，它们是涵盖环境、生计、社交、信仰、习俗等方方面面的文化体。当然，它们并不封闭，相反，它们与外界发生各种往来，但保有其自身比较完整的独立性。某种意义上，它们作为文化体的自我是在与外界的往来过程中形塑并呈现出来的，乡贤则是其化身。和文朝说，他想在资本与权力的裹挟中保护自己的家，结果他发现，无乡则无家，保护自己家的必要前提与必然途径是保护自己的家乡。在实施“过境”项目过程中，和文朝发现，自己的艺术家与本地人双重身份使自己比单一身份者要承担多得多的责任，他既不可能完成课题后走人，也不可能默默承受外界加诸的迫力。和尚礼利用各种外部资源在本地筹划一个本土文化博物馆，筹备迄今历时14年，尚未实现。这个博物馆占地近200亩，收藏了100多座纳西族传统木楞房民居实物及其他各种文物。14年不能开张的一个项目，不难想象对其压力何其大。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跟和文朝的境遇相似，是乡贤的多重身份使然，他不可能做一个不问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纯粹经济理性人。目前来看，和丽元的乐队境遇要顺一些，一方面，花音村尚未遇到外部强大的资本与权力迫力；另一方面，和丽元在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职业身份，方便其为乐队争取外部资源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