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7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莫里尔土地拨赠法案》（the Morrill Act），给每个州的每一位国会议员拨赠3万英亩联邦土地。这些土地被州政府出售后，其资金用来支持农业和手工艺术的公立大学，由此建立了69所赠地大学，再加上之后1890年的35所传统黑人大学和塔斯基吉大学，以及1994年的16所美国原住民族大学，共同形成了全国的赠地大学系统（Land-Grant University System, LGUS）。1914年的《史密斯—莱佛法案》（Smith-Lever Act）创建了一个现代化农业增产专员系统，派遣由各大学支持的技术专员向农民讲授新技术，农业院校和美国农业部共同提供合作式的农业推广服务，美国农业推广体系由此建立。目前美国3000个县有2900个推广中心，其中心任务包括：促进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以及为现有的和改进的农业实践或技术提供指导和实际示范。

　　农业推广体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对美国农业革命的发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百年前农业推广体系建立之初，美国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3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现在，美国农民只占总人口的不到2%，只有17%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从农业生产力来看，1945年生产100蒲式尔玉米需要14个人工小时和2英亩土地，1987年只需要3个人工小时和1英亩土地，而2002年则只需要不到1英亩土地。2008年，基于食品、自然保护和能源法案，建立起美国农业部国家粮食与农业研究所，主要研究农业、粮食、环境和社区方面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现代美国农业推广体系的架构。

　　早在1819年，《美国农民》杂志就鼓励农民将他们的成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讲出来，“推广”就是“将大学送到人民面前”。但美国农业推广体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与全国农业的发展和政策变化紧密相关，总体来看，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一战到二战前，此时农业推广试图由简单地提高产量发展成全方位的农村支持体系。在一战期间，农业推广员的数量迅速增加，为了增强美国农民给欧洲盟军提供粮食的能力，农业推广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小麦产量。美国农业部实施新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和销售，用罐装、晾晒和保存来延长食物供给期，帮助解决战时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战以后，农业和家庭经济的技术推广项目，以及4-H（Head, Heart, Hand, Health） 项目进一步扩大，以应对战后农业社区的转型。在高校研究者和高校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农业推广专注于农民个人实践。当时尝试发展连续农业操作实践主要依靠农民个人，因此，许多有创新性和关心农业发展的技术推广人员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简单地传递信息或技术，而是赋权于农民，让他们能够使用信息和技术来改善自身的总体生活质量。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尘暴发生之际，美国政府主要依赖合作推广体系来帮助农村地区居民度过最困难时期。

　　第二阶段是从二战到20世纪80年代，农业推广片面强调通过科学技术提高产量，出现诸多问题。二战期间，农业推广又回到了以提高粮食产量为主，也确实发挥了极大作用，1944年美国粮食产量比1935—1939年的年平均粮食产量增加了38%。在二战后的50年间，美国农场数量从540万减少到190万，但农场生产力显著提高，1950年一个农民可以养活15.5个人，1997年一个农民就能养活140个人。但是，随着战后机械和化学科技的发展，农业推广员开始迷恋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他们更多专注于告诉农民如何生产更多，赚更多的钱，以及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农业推广员被当地的特殊利益集团收买，同时，农民也陷入了通过不断扩大生产展开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出口暴跌，许多农民生产过剩，农村社区陷入危机，而只关注用化肥农药提高产量的农业推广体系对于他们已无任何价值。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农业推广的主要功能从单纯技术又回到了辅助农民学习，信息传播已经成为全面教育的重要手段。早在20世纪30年代，密苏里州农业推广站就提出“平衡农业”，帮助农民平衡增加农业收入的机会与水土保持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家庭及其社区的个体责任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试图平衡农业的经济、生态和社会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农业危机后，全国的农业推广组织都开始考虑可持续农业的技术推广，发展一种具有全球竞争力、环境友好和社会接受的农业。目前发展迅速的通信技术也为农民接受教育注入了新的可能性。

　　根据美国农业部国家粮食与农业研究所的研究，目前美国农业推广体系主要面临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粮食安全，增强全国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减少饥饿的能力。第二是气候变化，提高农业、森林和草原系统适应气候易变性和减少气候影响的科研发展和转化能力。第三是水资源，最优化农业用地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同时也要保护国家自然资源基础和环境。第四是生物能源，通过发展可持续的最佳生物质（森林和粮食作物）的区域系统来生产生物能源和高附加值工业产品，为美国能源自给自足和增强其他农业体系作出贡献。第五是儿童肥胖问题，通过保证供应可负担的、有营养的食品，为个人和家庭提供科学的营养指导，减少儿童肥胖。最后是食品安全问题，减少由食品导致的疾病的发生率，提供安全的食品供应。

　　面对这些挑战，非正式的教育项目需求今后可能会迅速发展，而一个封闭的推广机构会限制每个农业推广员找到那些最需要他们帮助的人。因此，农业推广体系应从新型农民中寻找机会。这些新型农民拥有各种标签：有机、生物动力、整体、可替代、生态、实践、创新或只是家庭农场，但他们都在可持续农业的范围之内。美国有机食品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每年增长20%，有机食品的总销售额在2008年占到美国食品市场份额的4%，每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有机农业会议吸引1500人到2000人参加，其中大部分是农民。

　　众所周知，所有农业生产力和经济价值都来自于土地或人，也就是说，是源于自然或社会的。如果失去自然和社会的生产力，也就没有生长力和利润率的来源。到目前为止，经济的发展给个人获利的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而对那些有利于全社会或有利于后代的投资却无激励。人类的未来也依赖于农民愿意且有能力平衡他们个人的合法经济需求与其社会和对他人（包括后代）福利的伦理责任。因此，农业推广组织必须改变其项目和办事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环境。农业推广体系的工作就是教育，即知识的产生，有用信息的传播（当然不仅仅是技术转移）只是教育的手段之一，只有让那些有需求的农民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