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文字民族志，民族志电影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一部优秀的民族志电影作品的效应空间往往不局限于影视人类学本领域，还可能成为能动体引发跨学科跨文化交流。

　　中国民族志电影进入数字音像时代 

　　中国民族志电影正式成立于1957年，以当年启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课题为学科成立标志。这个课题一共产生21部胶片电影作品，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中国民族志电影经典。据该课题学者回忆， 中国民族志电影1989年曾在德国多地产生轰动效应，观众一再要求加映，场场爆满，惊叹中国那么早就已经将电影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1995年第一款廉价的便携式数字摄录机面世，向普通学者和大众敞开音像表达的大门。在短短20多年中，数字音像技术发展迅速。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人人影视”时代，只要愿意学愿意做，就可拍出自己的影视作品。这对传统学术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在于，这个时代为各门传统学科开拓新的疆域提供了技术可能。挑战则在于，对于如何展开这种开拓工作，多数学科迄今还不知所措。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预见一个新的与传统文科学术并列的学术部门，即音像文科学术。在下文中，笔者将以斗拉加、多吉才让的作品《冬虫夏草》为例，分析民族志电影可能引发的跨学科跨文化交流。

　　中国民族志电影在最近几年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15年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为学科发展奠定了新的组织基础。经该专委会学术推动，目前已形成两个由博物馆作为主体的全国性的民族志电影学术成果展示与交流平台——“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和“广西民族志影展”。前者由中国民族博物馆在单数年份举办，后者由广西民族博物馆在双数年份举办。

　　《冬虫夏草》引发跨学科跨文化对话交流 

　　据四川大学朱晶进博士介绍，斗拉加在拍摄《冬虫夏草》的第一年里并无计划，只是按照“为解说词配画面”的电视专题片制作方式“乱拍、瞎拍”，但效果不佳。当第二个虫草季到来时，导演发现本片主人公宗智能说会道，而且有着因为感情生活而还俗的生动经历，于是进入跟拍阶段。第三年，宗智不仅习惯了摄像机的在场，而且期待在电视上看到自己，于是主动联系导演要求再次跟拍自己虫草采挖过程。《冬虫夏草》不仅是一部有学术档案价值的民族志，更是一部体现了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者电影”，足以引发观众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农牧经济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深思和讨论。

　　《冬虫夏草》从2009年开拍，拍了3年，先后积累了50小时的素材。作品时长96分钟，片比为31:1。《冬虫夏草》内容简介如下：近几年藏区冬虫夏草的采挖、交易活动越来越呈现规模化趋势，虫草贸易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从各个方面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牧民的生活。但是，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看到了由虫草“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虫草政策的变化、虫草价格的上升、虫草交易各方经验积累，虫草贸易流程开始变长，中间环节增多，特别是中间人的角色变得更加多元繁杂，交易模式由此也变得复杂起来。影片采用“真实电影”的创作手法，真实揭露“挖虫”的艰难过程及复杂的社会问题。这部由学院外导演制作的民族志电影，不仅获得了人类学家的认可，也获得了藏学专家的普遍关注。

　　这部作品报名参加2017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经学术展初评委员会、终评委员会遴选，获得影视人类学界广泛认同。评委一致认为：作者的投入状态和所能融入的深度，逼真地呈现了由冬虫夏草所贯穿的社会层级与漫长产业链的纠结、冲突与焦灼，青藏高原再次以她的悲怆、博大让我们震撼。这部作品荣获此次学术展唯一的金收藏奖。由此可见，《冬虫夏草》就具体田野生活世界本来面目的深度挖掘，说服了由影视人类学家组成的评委会。

　　《冬虫夏草》与藏学专家的相遇又会产生怎样的文化交流场域？2017年11月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藏文化与影视人类学论坛上，笔者应邀主持《冬虫夏草》观摩讨论会，有机缘听到与会藏学专家就该片的评议。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罗桑开珠教授认为，《冬虫夏草》反映了青海省东部循化地区最基层的生活，内容非常真实；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在影片中也有所反映。作品美中不足的一点是配乐，作品所配音乐非本地音乐，对于熟悉藏区各地音乐的观众而言，就感觉不是很适当。循化本地有丰富的民间音乐，如果配上本地音乐，作品就更完美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嘎达哇才仁研究员认为，《冬虫夏草》主角宗智这个人物选取得非常好，宗智在影片中传递出来的乐观十分感染人。宗智的还俗僧人身份，有助于表现宗教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在艰辛采挖虫草间歇，宗智展开随身珍藏的佛教圣地图，与伙伴们分享自己的朝圣梦想，这样的人物刻画显得十分饱满。嘎达哇才仁还提出对虫草经济的批评，外来输入的虫草经济提高了出产地人的收入，但影片所呈现出来的外来采挖者与本地管理者的冲突令人深思，如果管理更完善一些，应该可以避免损及人的尊严。

　　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教授认为，《冬虫夏草》反映的生活细节十分丰富，呈现了文字民族志难以达到的某些方面，民族志电影与文字民族志各有优势，民族志电影应该担当起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藏文化故事的时代使命。

　　探索民族志电影真实性 

　　法国影视人类学家让·鲁什曾提出一个民族志电影的核心概念——电影真实（ciné-vérité/film-truth）。鲁什与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合作拍摄《夏日纪事》后，借用苏联纪录片电影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俄罗斯语概念Kino-Pravda，提出这个概念。电影真实这个概念的内涵，一方面强调民族志电影以求真为天职的人文科学性；另一方面强调在民族志电影生产过程中摄影机的在场及其对拍摄对象和拍摄者的影响。民族志电影并非现实场景的单纯客观记录，它所记录的是摄影机在场情景下拍摄对象以及拍摄者的表现；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其实质是摄影机、拍摄对象和拍摄者的三角关系。电影真实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宣告摄影机用作人文科学客观记录工具企图的破产，另一方面对电影作为文字文本之外的另一种人文科学知识形式的建立起到清理地基的功效。

　　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感染力如何，取决于作品背后诸参与主体所下的沟通功夫，集中体现为作品所呈现的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视阈融合度。视阈融合度大致可分作三种：一种是拍摄者视阈大于拍摄对象视阈，一种是拍摄者视阈小于拍摄对象视阈，一种是拍摄者视阈等于拍摄对象视阈。如前文提及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系列作品，属于拍摄者视阈大于拍摄对象视阈的作品。该系列片的制作，一方面以画外音解说词为作品叙事的主要载体，纪录影像只起辅助功能；另一方面拍摄对象（即影像主体）不介入解说词撰写环节。这导致的一个效果是，作品很大程度上呈现为拍摄者“一言堂”，拍摄对象的主体视阈被遮蔽。拍摄者视阈小于拍摄对象视阈，这种类型的作品不被学界接受，因为它越过了学术独立性的底限。第三种作品，即拍摄者视阈等于拍摄对象视阈的作品，是做民族志电影的理想。

　　以电影真实的视角审视《冬虫夏草》，它的真实性本质是由摄影机、斗拉加和宗智结成的三角关系。《冬虫夏草》的强大感染力则源于，斗拉加通过选题、拍摄、剪辑等影片制作诸多环节，将其视阈即他在导演阐述中所说的“真实揭露‘挖虫’的艰难过程及复杂的社会问题”，化身于宗智，宗智则通过斗拉加电影作品充分呈现其自我。他们合二为一通过音像作品提出的“冬虫夏草”问题，引起我们不尽的省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民族文化影像传承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