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的、统计的、实验的、模拟的诸多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共同推动着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个人在社会科学方法的洪川巨流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我们很可能学有所博，但极少能做到学有专精。然而，社会科学研究又常常要求我们具有方法自觉，否则我们的知识发现就会沦落为预言家的呓语或鼓动者的意识形态。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需要经常地问自己，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与它的研究方法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科学：反复考察“不可约且顽固的事实” 

　　现代科学兴起于16世纪的西方世界，而后由于17世纪思想家的创举，便一往无前地繁荣起来，不仅彻底地改变和更新了人类对其周围世界的知识，还彻底地改变了人类自身的生活进程。与人对艺术、宗教、哲学等美好事物的追求一样，现代科学发展的首要动力是求知激情，即对于发现事物的一般原理的持久而坚韧的渴望。激情是一种连接和改变人同事物之间关系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事物或者变得富有吸引力，或者变得令人厌恶。科学家的激情是求知激情。由于求知激情的持续作用，科学家的目光紧紧盯着吸引他的事物，企图从中发现事物背后的奥秘。没有求知激情的鼓动，科学家不可能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他欲从中有所发现的事物；没有求知激情的鼓舞，科学家不可能去学习、熟悉、掌握和发明用于发现事物奥秘的工具；没有求知激情的推动，科学家不可能将具有科学价值的事实与不具有科学价值的事实区别开来；没有求知激情的坚韧，科学家也不可能忍受孤独和寂寞反复地观察和思索手边的数据；同样，没有求知激情就不可能有对已有发现的美的赏析，不可能有参与批评和讨论的热情，不可能有获得发现后的欢欣雀跃。按照迈克尔·波兰尼的说法，求知激情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基础。 

　　科学激情促使科学家反复地考察“不可约且顽固的事实”（irreducible and stubborn facts）。尊重“不可约且顽固的事实”不仅是所有时代成功实践者的基本特质，更是所有大科学家的根本气质。爱因斯坦在给他的朋友M.贝索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科学所追寻的事实主要来自科学家耐心、细致、系统的观测和积累。 

　　科学家的求知激情还受到理性的引导。我们可以基于以下若干理由说，科学人是理性人。如果我们避开关于理性种种纷繁复杂的讨论，就可以简单地辨识出理性的若干关键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科学家确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同时，正是这一定的秩序支配着事物的重复显现和变化。第二要素是，科学家确信支配事物的普遍原则可以用人类发明的符号体系予以清楚地描述和传播。这就是说支配事物的普遍原则是可知的。第三个要素是，逻辑和数学是理性的基石。无论是从经验事实到一般原理的归纳，还是从一般假设到具体事实的演绎，都必须符合逻辑，对此应当是不存在异议的。数学使得科学计算成为可能，因此要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可靠的预测，没有数学的帮助也无异于海市蜃楼。第四个要素是，雅与美。很难对科学理性中雅与美做出明确的阐释，但我们似乎可以引用爱因斯坦的有力表述来领会它们的作用，即“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 

　　科学的求知激情在理性的引导下，通过系统地收集和考察经验事实，所作出的发现通常称之为阶段性“理论”。理论通常由两部分构成：概念和模型。所谓概念是对一组属性相当的经验事实的抽象。当然，作为理论构造物的概念绝不是孤立的而是组成一套互相关联、结合使用的分析工具。模型是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使用变量和参数的语言构造的，用来描述现实的某些方面的一些简化的和易于理解的图式。概念反映了我们对所研究事物的洞见。我们对事件变化的预测能力则来自模型。两者构成了阶段性理论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补充的部分。 

　　社会科学：不把“向往”当作前提或结论 

　　顺着上面的观点，我们认为，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研究的是社会中的人和人组成的社会。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可能与自然科学的对象、方法和成就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由于社会科学的成果缺乏自然科学定律所达到的精确性，它通常被称作非精确科学或软科学。但是，我们不认为在求知的意图、求知的努力以及求知的精神气质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应当有什么根本区别。 

　　然而，我们认为社会科学同人文学科应当有所区别。这两者间的区别是重要的，因为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常常忽视科学要求和人文关怀之间的界限。无可否认，人文学科（包括语言、文学、哲学等）构成了所有科学研究者的教养中一个很大的部分，对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通过阅读哲学著作和进行哲学思考，这无疑可以培养我们质疑的精神和思辨的技艺，扩展我们的心灵范围，让我们的目光去仰望遥远的星空，而不是整日迷乱于日常琐事之中。文学对于科学研究者，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很重要。我们无法否认一位好的社会科学家需要深入到文学之中，在伟大的文学中感受人性的变幻莫测和社会的纷繁复杂。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不能用哲学思辨和人文关怀来替代科学的要求。对此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在此，我们仅指出一点，即社会科学必须具有现实感，反面来说社会科学必须不自欺。现代社会科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论李维》中反复强调了不自欺的极端重要性。马基雅维利在谈到自己的书时说，“请相信，唯一让我感到满意的是，我知道自己在许多场合多有自欺，在此事上我却未出差错……”在第二卷的前言中，他又说，“世人历来厚古薄今，虽然他们并非总有道理；他们偏爱旧事物的方式，使他们不但赞美作家的记载使他们得以知晓的时代，而且赞美步入暮年后回忆起的青春时光。他们这种看法在多数时候都是错误的，然而我相信，导致他们自欺的原因不一而足。在我看来，首要原因在于对古代事物的不理解”。在当前的社会自欺可能表现为多种形式，既有对过去的无限向往，也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然而，无论哪种形式的自欺，在我们看来，过多地将哲学思辨和人文关怀带入到我们的理论成果之中是主因。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常常被某些主义和情怀左右，不自觉地将他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带入到自己的理论之中。我们不否认对一种好的社会状态的追求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主要动机，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把“向往”本身当作理论的前提或结论。借用米塞斯的话，“科学决不告诉人应该如何行为；它只指出如果你想达到某一既定目的，你就得如何行为”。 

　　把方法内化为自己的研究技能 

　　那么方法在我们对社会科学的追求中起什么作用呢？这正是本文想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我们愿意接受迈克尔·波兰尼的说法，“科学靠科学家的技能来操作。科学家正是通过行使自己的技能而造就了自己的科学知识”。什么是技能？技能就是掌握了的方法。更确切的说，技能是一门本领的规范操作在“我”身上的体现。技能始终是“我”的技能，是“我”通过向老师（权威）学习，通过向范例学习，通过不断地实践，通过改正错误，通过不断地琢磨和领悟才变成“我”的实践知识的东西。方法是外在的操作规范，技能是内化成“我”的一部分的方法。没有从事社会科学的技能就谈不上从事科学研究和得到科学成果，甚至谈不上求知激情。不会下棋的人，你让他如何保持对棋的热情呢？这样看起来掌握各项从事研究的本领就极为关键了。到此，我们已经把想要陈述的观点表述出来了，即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要掌握各种同研究相关的技能。 

　　为了探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验世界，把纷繁复杂的种种经验现象做成合理的、有现实感和美感的理论图示，我们就必须掌握用以感知和思考的工具。只有当我们能够像能工巧匠运用他们的斧和凿一样，规范、熟练甚至巧妙地掌握自己的手头工具时，我们才能做出“好的”科学成果。当然，我们也只有通过实际的经验研究，才能真正把方法内化为自己的研究技能。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