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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VS逃回:留不下的城市 回不去的故乡——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书记、副所长张翼

王村村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3月3日    2014-03-13

 

编者按:春节期间,《背井离乡,为何仍要打拼北上广?》的文章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关于北上广与二三线小城孰优孰劣的争议此起彼伏。其实,“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争议由来已久。随着房价、老龄化、城镇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北上广与二三线小城孰优孰劣的争议越来越尖锐。怎么解决这样的争议?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是我们的价值观?还是我们的城市结构发展?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书记、副所长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书记、副所长张翼 李逸洲/

 

记者:我们先来分析下”逃离北上广“这个词语。想逃离的应该是危险的地方,而”北上广“仅仅是一座座城市,把这两个词语放在一起,就衍生出了别样的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张翼每一个来到北上广这样大都市的人,在城市里的成功和失败之记忆是不一样的。在大城市非常高的物价水平、租房开展等生活成本压缩了新移民的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很多人不得不离开,媒体上把这些不得不离开的现象解读为“逃离北上广”。在一线城市,遭受了失败的挫折;到二三线城市以后,又会面临一个全新的生存转折。因为曾在一线城市里打拼过的人,会在大都市形成其特有的职业结构、生活阅历、人生观念、及其对未来的预期等,他是带着这样的心理情境奔赴到二三线城市去寻求发展的逻辑。但到二三线城市以后却碰到了另外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是:二三线城市的发展环境、技术支持、人际网络,及其城市治理框架等还不能为这些新来者提供预期的机遇,他们会忽然发现,在这些二三线城市里会很憋屈,也存在生存的难题。比如说:第一,工资会低;第二,找工作的时候,没有与其人力资本相对比较匹配的岗位;第三,二三线城市的运转逻辑和一线城市的逻辑可能不一样,那种基于乡土社会而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会夹杂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裙带关系——一个地方的发展机遇越小,为竞争这种机遇所参与的人际网络与关系资本会越重要,自己的能力反倒要提高“关系”而证明——所以很难适应这种环境并发展下去。在二三线城市里的失败,又迫使他们重返一线城市。在这个循环流动的复杂过程中,有些人的梦成功了,有些人的梦失败了。

 

如何看待芸芸众生的这种流动呢?作为中央政府,我想应更多关注大环境的公正与公平。不管是在哪个城市,如果绝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基于自我的能力的发展机会就会受到支持,我们国家就会更加稳定,发展的速度就会更快一些。但目前我们的大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如果梦想破灭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社会本身的积极向上的环境状态就容易被破坏。所以说“逃离北上广”现象本身以及“逃离”这个词语所表达的负面影响给我们的社会治理以及国家现代的治理体系建设提出了很大的课题。

 

记者:很多人说“逃离北上广”是因为这些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高物价催生出的房奴、蚁族让人很心酸,高强度的生活工作压力、恶劣的生活环境让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对这样的情况,您觉得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呢?

 

张翼关键是对自己人生的预期。如果农民工进入城市是为了赚钱而回到农村去消费,则其主要欲求就放在就业与赚钱上。所以,农民工很少逃离。所以,大都市里的“逃离”,主要还是白领的逃离。

 

新毕业的大学生的确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社会环境。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房价连年上涨,但是工资上涨的速度远远慢于房价上涨的速度,仅2013年就上涨了差不多20%。伴随房价的上涨,其他消费类商品也如虎添翼般通货膨胀。这就导致很多人不得不转变为蚁族。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北京,大学生的初职工资每月仅仅在2300——3500元之间,这使他们不得不沦落在非常艰苦的生活环境。如果在四环之内自己租独立的一间房,每个月的支出可能是1500元作用,地下室在800元左右。如果在四环之外,租房子的成本低了,但是交通成本就高了,再加上手机、上网、电费、吃饭等因素,很多人都不得不成为“啃老族”,也就是说,自己的父母亲在别的城市把他们的资金源源不断汇过来,支持子女的发展。如果这样的收入状况在三四年之内得不到改善的话,他们的家庭也就难以支撑其在北京的发展,梦想就会破灭,然后就是“逃离”。

 

我觉得治理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政府而言,怎么样控制生活成本的上升,给全社会带来普遍收益,或者让底层社会有更多收益等;第二个方面是对个人而言,我们选择在什么地方发展,做好职业规划以及婚姻的安排。

 

目前非常悲观的一个现象是城市越大,剩女剩男就越多。因为剩女剩男之间的交往渠道非常少,普遍形成了一种难以结婚的局面。所以说在做个人选择的时候既要考虑到事业的发展,还要考虑到家庭的发展。中国人到现在还是以家庭为基础而生活的人,把家庭、个人、社会、自己的发展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会比较好,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记者:“逃回北上广”的概念就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样,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逃回北上广”浪潮出现的背景吗?在逃离和逃回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张翼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虽然在北上广与二三线城市碰到的问题不一样,但遭遇的挫折却一样。但一线城市的机遇却比二三线城市多,原因是一线城市的变化快、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的也快,大项目和大工程比较多,就业环境与安全感也强。所以,“逃回”的语词表达将发展的无奈概念化为人生的困境选择。

 

芸芸众生不得不做出的这些选择也在客观解释着城市发展的不均等。正因为这些不均等非个人所左右,于是政府的介入与引导就有了合理的逻辑。在这个时代的漩涡中,政府需要考虑的是:第一是国家在大城市发展的投资量比较大, 创造的就业岗位比较多,而且这些就业岗位多与高科技和大学生所学的专业相关,这些是二三线城市不可比拟的;第二是农民工的流动又伴随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的老化而大规模进入。虽然大城市、特大城市强化了户籍制度的限制,但却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一线城市在人口老化中又面临劳动力的不足,必须依赖外来的劳动力来发展,依赖性增加了。所以说这个无奈往往是明知道去那个城市,你可能用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城市里仍属于贫困阶层,但是你不得不又来。

 

这样一个客观结果,就易于在城市发展中,生成一个由大学生和农民工构成的流动人口社会底层,这个底层如果形成为有机的存在,就会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持形成威胁。人们对社会流动的不公所形成的负面评价就会增多。所以说“逃离北上广”“逃回北上广”表面上看起来是语义的表达,但是背后所反映的是我们社会流动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记者:在逃离和逃回的争议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张翼视角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如果你站在城市政府的立场上看,有这样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是怎么样加强社会的融合机制。第二是修通社会的流动渠道。不要人为地把社会的精英压缩在底层,在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问题往往出在精英得不到精英的待遇,精英不得不过非精英的生活,如果精英、大众和普罗结合,那么这个结合就会对我们社会的稳定起到很大的负面影响。第三个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分解为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当我们把城市的治理看成是建立现代城市治理体系的时候,这个制度框架对所有的实有人口都要公平公正,而我们现在的制度框架是一个是城市户籍,一个是外来户籍。所以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框架是城市政府在近期必须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记者:我们为什么不能实行城市分工?

 

张翼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人口大国之下,传统的经济是由省这个单位来统筹的,省与省之间的交换只有在市场渠道畅通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所以在每一个省、每一个省的首府城市都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配置。产业配置的路径依赖很难使城市将自己转变为具有特殊品味的、在某一个方面具有专长的城市——这种转型非常困难。像东莞之所以出问题就是东莞力图把自己从一个低端制造业的城市转变成为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城市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了,但是城市的经济却跟不上来。当你需要某些产业的时候,这个产业不一定来,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你不需要那些产业的时候,它仍然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支柱。所以说,广东的腾笼换鸟,笼腾了很多次,但是鸟没有换成。东莞就是转型受到阻力的城市,所以在转型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