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转型中的“80后”）

 

出生于1980年到1989年之间的2.2亿中国人的相关信息，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李春玲研究员和她的同事划入多个大型数据库，他们试图勾勒这一世代的特征，从教育、职业、收入、生活方式、家庭背景到政治与婚恋态度。这项关于“80后”群体的全景式量化研究报告，被汇集成《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李春玲2008年开始系统研究“80后”。在她的视野中，“80后”并非只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它并不是一个年龄群体，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群体概念。” 李春玲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如果从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意义上说，“80后”也应该包括1978年及1979年出生的人。同时，它也包含着文化构建的意义，譬如：小皇帝、垮掉的一代、鸟巢一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标签大都源自主流话语，少有“80后”的表达。

 

“可以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80后’。‘80后’最初指的就是韩寒他们这批青年作家。”李春玲说。2004年2月，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她与韩寒等被称为中国“80后”的代表。在李春玲看来： “这一明确的命名与定位，使‘80后’迅速取代其他称谓，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语词。”

 

“80后”有怎样的特征？何以在研究上构成一个真问题？“他们是大转型的一代人，从出生到成人，经历了太大变化，经历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同时，这一阶段也是他们从学生步入成人社会的阶段，因而经历着双重转型。这种源自结构变迁的独特张力，使这代人始终处于各种可能性与无力改变现状之间的焦虑中。”李春玲这样概括“80后”的特征。这也构成了本书的出发点：“将这一代人放置在转型的过程中去理解，也试图从生活境遇的角度来理解转型。”

 

内部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与985毕业生

 

李春玲曾经如此概括“80后”的共性：希望到市场中闯一闯，但依然偏向于选择体制内安稳的工作；有着无限的物质欲望，却尚未拥有足够的偿付能力；认同西方的民主政治，却也希望中国的政治局面维持现状。

 

她也认为，“80后”虽存在共性，但他们在社会阶层上却已经处于分隔状态。城乡二元分割、家庭背景、不同行业的生产模式等因素使得他们在教育资源、就业机会和经济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整体性的分析很难呈现这一代人的样貌。在书中，“80后”被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蚁族、985高校毕业生等多个子群体进行分析。

 

第一财经日报：这本书对80后“农民工”做了重点分析。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个群体？

 

李春玲：“80后”这个词语在1990年代刚刚诞生时，主要指的就是受过教育、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群体、拥有话语权的人。所以，人们说到“80后”的时候，想到的首先是城市里受过教育的青年。后来，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实际上中国能够上大学的“80后”不到20％，而农民工则占整个“80后”群体的44％~45％。

 

这个新生的群体又绝对不是一个默默的群体。他们和老一代的农民工非常不一样，能够在网上发表观点。同时，他们的身影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大量聚集于工厂、饭店。他们的外表可能也与城市青年没有任何差别，甚至比大学生更时髦。可是在享受教育资源、经济资源时，却与城市里的大学生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日报：你投以特别关注的群体，是书中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985高校毕业生。在问卷调查中，你发现他们的境遇如何?

 

李春玲：“80后”进入社会的时候，有几个行业发展非常快，比如，金融和IT行业，而且这些行业中中年人很少，你看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是年轻人。实际上，新发展的行业给了“80后”精英很好的机会。可以说这一代人非常幸运，他们得以很快地向上流动。

 

985高校更大比例的毕业生是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进入体制内的人现在没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收入未必很高，但是非常稳定。这批人可能正处于瓶颈中，竞争的压力和市场公司的压力不同。一部分人很适应体制内的规则，迅速上升。但有些人也会认为工作缺乏挑战性，产生强烈失望情绪，以至于期盼离开体制，进入市场。

 

日报：这两年来，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些关于“80后”怀旧的帖子，主题饭店、老玩具也开始流行。怀旧的背后可能是一种对现实的焦虑以及逃避。你怎么看待这种集体怀旧？

 

李春玲：“80后”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竞争压力非常大的群体。他们承受了10年的压力以后，已经开始想着能够舒缓一下，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这群人。前几年我们在访谈中感觉他们就是在市场压力下不停往前冲。现在，在对同样一批人进行的跟踪访谈中，我们发现他们开始期望稳定，享受生活，而不是单一地追求金钱和地位。我觉得，这种文化的流行也与他们希望舒缓自身有关。

 

代际冲突

反叛与顺应

 

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寒被视为“80后”的代言人。“叛逆”是人们对他的印象。现在，大众视野中的韩寒在玩赛车的同时，做代言、拍电影,更多地介入市场。最近，当媒体问他：“你觉得是什么推进了你的成熟？”韩寒的回答是：“因为看到更多。”　

 

成熟有时意味着“顺应”。对于“80后”来说，这种从“抵抗主流”到“占据主流”的过程，包含着多少独特的东西？

 

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初出现的一批青年写手，被人们认为是“80后”最初的代表人物。“叛逆”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标签。当时，这样一批青年冒出来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

 

李春玲：硕士期间，我曾经研究过美国1960年代出现的反叛青年，包括那时的嬉皮士和摇滚青年。2008年，当我的目光转向“80后”时，我发现他们的状态与60年代美国的青年人相似。1960年代，美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成了富裕社会。同样地，我们的“80后”也面临相似的经济发展速度。

 

社会转型会造成价值失范。年轻人会觉得老的一代人推崇的东西不对，急于确立一种新的价值。中国的“80后”青年传递他们独特精神的载体是当时刚刚兴起的互联网。而美国60年代青年人则凭借摇滚与诗歌来表达自己。

 

日报：美国“60后”青年对社会的影响与中国的“80后”又有何不同？

 

李春玲：当年，美国60年代青年运动影响非常深远，反叛文化持续了10多年，也对主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产生了很大冲击。而在2004年到2008年，“80后”通过网络产生的反叛精神很快消散了。“80后”中的反叛人物很快成了“社会知名人士”。他们的反叛精神仅仅在文学领域表现了一下，就很快找到了适应社会的方式，成了“社会知名人士”。

 

显然，“80后”面临着更多的市场机会，也更善于适应新环境。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反叛青年相比，中国“80后”的文化反叛与主流社会及父辈的冲突并不剧烈，持续时间也短得多，但这种文化冲击仍然带来了深远影响，潜移默化地促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演变。

 

教育机会

寒门难出贵子

 

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向俞正声推荐一本名为《无声的革命》的书，俞正声的回应是，他已经看过，并推荐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出版于去年10月的《无声的革命》，最初是一份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报告，以1949年~2002年间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的学籍卡为数据来源，报告指出：在这一时期，底层子弟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比西方社会与解放前的中国更多。教育变得越来越“有教无类”，而并未深陷于“精英再生产”的不公平状态。

 

争议随之而来。有媒体针对其数据，发表了有悖于作者原意的解读，也有学者批判其数据分析谬误，研究缺乏逻辑。

 

作为此文最初的评审者之一，李春玲对其呈现的教育资源分配情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关于“80后”的教育，李春玲和她的同事在《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之中亦有详细的数据解读。

 

第一财经日报：《无声的革命》对1949年到2002年期间两所大学的学生基本情况做了研究，认为中国大学教育在53年间大体趋向于开放和平等。其中，1990年代后期到2002年恰是“80后”进入大学的时段，你的量化研究能够印证《无声的革命》的结论吗？

 

李春玲：《无声的革命》指出：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无声的革命”——工农子弟大量进入精英大学，改革开放后的20年里（1980和1990年代），这种状态得以保持。但是，此文引发的媒体及相关学者的争论关注的焦点却是：近10年以及当前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尤其是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变化），其实，《无声的革命》中的数据分析并未涉及这一时期。

 

我们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小学和中学教育成本上升（学费猛涨），农民家庭教育负担沉重，农村中小学学生大量辍学，从而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有所提高。最近十多年，政府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减免中小学学费、增加大学助学金和奖学金数额等政策，为重新启动教育领域的无声革命、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良好契机。

 

但是，从“80后”的教育经历来看，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没有明显下降，而且城乡教育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多数最终突破层层关卡的农村子弟进入的是二、三流大学，即使获得大学文凭，还面临着更难突破的问题——找到有发展前途和稳定保障的工作。对于农民子弟来说，的确是寒门难出贵子。

 

日报：你对家庭背景对年轻人的工作机会与薪资水平有持续研究，研究结论是怎样的？

 

李春玲：去年12月底，我们发表了一个社会蓝皮书，主要针对201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看现在的毕业生求职是“拼爹”还是“拼学”。结果发现，对“能不能找到工作”，家庭背景影响并不大。但对于体制内的工作（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家庭背景就有影响，一般来说，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影响都比较大，但与父母的收入关联不大。就孩子自身能力来说，大学里的专业成绩对工作好坏基本没有影响，但外语成绩显现出了作用。

 

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大学生第一份工作的月薪和家庭背景呈负相关关系。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一般家庭出生的孩子比较可能重视月薪。此外，家境好的孩子比较偏向于进入体制内工作，体制内的工作初职月薪其实是不高的。不过，家庭只是一个因素，影响月薪最为主要的还是个人能力，包括：外语、交际能力以及相关实习经历。当然，我们研究的仅仅是初职收入，后续的影响，我们还需要跟踪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