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言常常与媒体和公众热切关注的社会焦点相关。近年来，在因特网上有一组常见的网络流行语，与当今中国社会各类人群的地位、行为和思想意识关系密切，譬如“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贫二代”，譬如“仇富”、“仇官”、“仇贫”，譬如“拼爹”、“啃老”、“屌丝”……不一而足。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待这些网络流行语，又可以将它们与两个社会学名词挂起钩来。这就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那么，网络流行语与这两个社会学术语究竟有怎样的联系，以及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的种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教授。

 

从“两大阵营”到“十大阶层”

领导文萃：按照学者的习惯，写文章也好，作演讲也好，都喜欢从概念或者定义出发。尊重您的习惯，能否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两个社会学名词——“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

唐钧：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两个社会学的专用名词。按社会学大师吉登斯的解释：社会分层一般被用来指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社会分层通常被认为是基于资产或财富的，但也可以基于性别、年龄、宗教等其他属性。社会流动是指个人和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流动。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与人口流动不同的概念，后者指的是个人和群体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当然，社会流动和人口流动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领导文萃：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情况是怎样的？有什么变化？

唐钧：在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当计划体制的神经中枢发出一个指令后，就要尽可能迅速传输到与之相关的操作终端。适应计划体制的需要，社会结构就要越简单越好。所以，当时的中国社会，被分为“两大阵营”，除了“人民内部”，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人民内部”，虽然也有“工农兵学商”之分，但这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一般而言，在城市里，你就是“单位职工”；在农村，你就是公社社员。重要的是，在理论上，“人民内部”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一旦有冲突，就会有一部分人被划到“阶级敌人”那一边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国社会的各色人等社会经济地位开始变化，并最终导致了新的阶层分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老所长陆学艺教授，当时带领他的弟子做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研究课题，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按照课题研究所作的划分，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这十个阶层就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十大阶层各有各的经济利益，也就有了各自的社会需求、价值判断和政治诉求。久而久之，这些差别就更深入地表现为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

 

“二代”现象与社会分层

领导文萃：近年来，媒体上出现了“二代”热，常见的有“富二代”、“官二代”，还有“贫二代”，最近又出现了“星二代”，等等，公众对此议论颇多。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与社会分层有什么关系？

唐钧：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先致富的，应该是一批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富人”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这一代富人，相当一部分出身卑微，但在那个时代，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基本上是畅通的，所以他们靠自身的勤奋和努力成就了一番事业，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本和财产。三十多年以后，他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年过半百甚至年龄更大，他们的子女也都成人。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家族企业为多，于是，从“谁来接民营企业家（第一代富人）的班”的议论开始，媒体和公众把眼光聚焦到他们的后代，亦即“富二代”身上。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思维惯性的影响，又因为事实上能否致富与政策的“让”与“不让”很有关系，所以，对于“富人”阶层，中国社会的公众心态并不平衡。九十年代初期的一项社会调查很能说明问题，调查当时，对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赞同；但是，当要他们对自己身边的富人进行评价时，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却对他们的致富手段表示质疑。这样的质疑，再度被延伸到他们的后代身上。

另一方面，当“富二代”被媒体聚焦时，他们中一些人不遵守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乃至“犯罪行为”经常被曝光。继而，这样的社会关注点又被转移到“官二代”、“星二代”身上。这实际上造成了相关“二代”的不端行为乃至犯罪行为被泛化到整个阶层的负面影响。

从社会学的立场看这些“二代”的指称，是不应赞成这样“贴标签”的做法的。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会使公众对被指代的社会群体产生“刻板印象”。也就是说，这样做，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认识或者心态，认为只要是富裕家庭的后代，或者是官员家庭的后代，或者是明星家庭的后代，乃至贫困家庭的后代，一定会是怎样怎样的。由此而造成的恶果，可能是导致事实上的社会歧视。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会有符合当时社会的“好、中、差”评价标准的各类人等。所以，各种“二代”热议，就某个社会群体的表现而言，通常是以偏概全的、是不公平的。

领导文萃：但是，有些“二代”，譬如某些“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他们的表现常常与社会所期待的“好”的标准差距很大，甚至直接就是作恶多端。难道人们对此抨击有什么不妥吗？

唐钧：我们在茶余饭后谈及的“二代”，常常是指一些未成年人。他们在心智未成熟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些越轨甚至犯罪的事情，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当然，这里有社会环境的影响。譬如从最近社会热议的某“星二代”的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应该检讨的社会因素着实很多。像酒吧夜店这样的场所，应该是少儿不宜的。从在英国的留学生那里传来的信息，在英国，为做菜而去超市买一瓶料酒，也得出示身份证件，证明自己是成年人才行。中国的法规，则没有或者少有这方面的禁忌，譬如电影、电视的分级制度，譬如诸多未成年人不能进入的场所，有的根本没有相关的规定，有的规定了也不执行。

当然，当一个“二代”做了错事甚至犯了罪时，却又不能以不良的社会环境为借口而试图脱罪。中国法律关于家长对未成年人监护的权利义务是有明确规定的，我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就此而言，家庭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当家长因为溺爱而不履行监护权时，悲剧就开始了。当家长对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的“二代”不顾一切“护犊子”时，家庭，这个最微观、最贴身的社会环境就走向了反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惩罚也许是一种拯救，因为在这样的大小社会环境下，今天逃过了，明天还不知会犯什么罪，也许到那时将悔之晚矣。

正因为有这样的“二代”的表现，有这样的“二代”的家长的表现，就引起了社会的不满。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社会心态是一面凸透镜，通常不会如实地反映社会事实。一般来说，不是扩大就是缩小。就这样，“官二代”的“我爸是李刚”，“富二代”的“有钱就能摆平一切”，加上现实中对特权、对财富的趋炎附势，“二代”现象就被无限放大了。

 

“仇官”、“仇富”现象与社会分层

领导文萃：现在社会上对“二代”现象的抨击甚至无限放大是否也包含着对“一代”的不满。也就是说，这与“仇官”、“仇富”的现象有某种联系。

唐钧：毫无疑问，肯定是有的。“仇官”、“仇富”的现象本身也具有“贴标签”的意味。公众仇的是什么？其实仇的是特权。所谓“特权”，广义上说，就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公民都能享有，只是某些特殊的阶层或某些特殊的群体才能享有的权利，尤其是福利待遇。“官”有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特权，“富”有以资本财富为背景的特权，这些特权人民群众绝对是“高攀不上”的。所以，“富人”、“官员”乃至“明星”就被泛化成特权阶层的符号。

尤其是政府官员，北大的李玲教授最近指出：“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享受的是免费医疗”。“恰恰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给老百姓免费医疗，也就是说他们在享受着免费医疗，不给老百姓免费医疗。”当这些代表有权有势的阶层在那里掰乎“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时，你说招人恨不招人恨。

现在的官员，不光是领导，就是基层的一个“小吏”，也可以是那副让人“不寒而栗”（“小吏”的上级领导的评语）的嘴脸。据媒体报道：有个“北漂”小伙，因为按现行规定，办护照必须要到户口所在地去办，他回家乡四次，每次都被同一个“小吏”挑出一点毛病，然后无功而返。有熟知官场潜规则的网友说，这副嘴脸应该不那么简单，背后可能是有潜台词的，小伙属于“不懂事”。至于应该“懂”的是什么“事”，就不用言明了。

正是这种特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大小官吏们“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反常心态，引起了公众的反弹。如前所述，加上社会心态的放大作用，就形成了较为普遍的“仇官”情绪。

领导文萃：您的意思就是，本来的“公仆”，现在变成了“主公”，所以公众就会特别地愤恨。那么“仇富”呢？

唐钧：“仇富”的问题，前面的谈话中已有涉及。但是，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人们喜欢用来说明“仇富”的理由的，经常引用孔子的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似乎这已经成为中国人一种文化特质。当贫富差距出现并且越拉越大，尤其是当“为富不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当“权钱交易”成就官商勾结随意蹂躏民意、欺压百姓时，社会心态又开始放大这种负面的社会现象并将其普遍化了。

但是，事情的真相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有位农民工兄弟曾经在网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仇贫，哪来的仇富？平心而论，以上常常被引用的那句与“不均”相关的孔子名言并不完整，其实后面紧跟着还有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来思考，应该就能体会到饱受折腾的斗升小民，为什么会有“仇富”和“仇官”的心理了。

 

“拼爹”、“啃老”和阶层固化

领导文萃：当今的一些网络流行词，譬如“拼爹”、“啃老”、“屌丝”，是否说明了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似乎被堵塞了？

唐钧：是的，所以在社会学界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阶层固化”。阶层固化，说的就是各个社会阶层进口都被封闭起来了，一个个人或一个群体，不论自己怎样努力，也难以改变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现实状况，更不用说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在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里，个人要发展，就要有社会背景，通常就是要有一个能够为子女安排一切的“好爸爸”。于是，就有了“拼爹”的揶揄。当“拼爹”拼不过别人时，有一部分人就将自己的一切不顺都怪罪于父辈的无能，于是就有了“啃老”的心安理得。另一方面，则自嘲为“屌丝”，其背后的含义十分复杂，包括不思上进，得过且过，吊儿郎当……理由是再努力也没有用。

如果一个社会从下层向上流动的管道都被堵塞，人们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显而易见，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是无法选择的。但是，国家或社会应该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渠道。社会学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活力应该来自于“社会流动”，就是说，在一个有序运行的社会中，不管你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只要你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能从社会的下层走向社会的中层、上层。这样，即使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个人或群体，都有平等的机会，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向上流动，这使整个社会都充满着希望和活力。

领导文萃：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是不是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远了？

唐钧：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有一段时间，似乎通向这样理想境界的道路已经开通。上个世纪80年代，国外有一个杂志刊登的一张照片以及记者所写的文字说明感动了很多人。照片照的是一个初到深圳的“打工仔”，他抬头仰望身边的高楼大厦，头上戴着的破草帽几乎就要滑脱。记者问他：“你以前是否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楼？”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但是，小伙子对记者说：“我一定要进入大楼，而且要坐在最高的一层”。小伙子的“野心”使记者大为吃惊，也大为赞赏，他认为中国年青人的雄心壮志当令世人刮目相看。

领导文萃：您的观点让我想起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多人能够脱颖而出，比如张艺谋等就演绎出知识改变命运的传奇，而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对靠自身奋斗也信心不足，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似乎正在残酷地扼杀年青人的雄心壮志。

唐钧：是的，我们现在面对的生活现实，确实与当时的理想有着很大的差距。前面谈到的那次调查，我们还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当前中国社会哪些人最应该获得高收入”；第二个是：“当前中国社会哪些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把这两组统计数据放到一起进行比较，调查的结果可以说很有趣：“当官的人”、“有资产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调查对象虽然对他们不怎么看好事实上却最容易得到高收入；而“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脑子聪明的人”、“吃苦耐劳的人”，调查对象认为他们应该得到高收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然。这种合理预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落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十多年之后，今天的现实生活似乎距离理想更远了。教育，通常被认为是出身贫寒的年青人改变命运的最现实的渠道。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高考被赋予一种神圣的色彩。但是，前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在成都，有一位父亲提出，上大学将是一笔“失败的投资”，他不准备让女儿上大学。调查显示，在填写问卷的一万多名网友中，竟有七成对这位父亲的言行表示支持。当我们的高等院校扩大招生，使更多的年青人能够上大学时，却又出现了“就业难”而且越来越难的大问题。当代中国的社会心态，是急功近利的。既然接受高等教育对就业并没有明显的好处，那说这是“一笔失败的投资”又有什么错呢？近年来，一直有一个担心，就是是否会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但另一方面，却又无奈地看着同这种与中国高等教育相关的负面态势在发展、在蔓延、在渗透。这位父亲的言行及网友的支持，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集中爆发。

领导文萃：就国际惯例而言，教育应该是最好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但是，现在看来，在中国，这条道路不是很通畅。大学生就业成了一个普遍的、持续的社会问题，这很让年青人无奈。对大学生而言，创业是实现梦想的起点，干好了，或许会成为未来的马云、李彦宏等，但是，创业的环境很艰难。对此您如何看？

唐钧：是啊，近年来，在党的最高层面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屡次提到要将作为“人力资源大国”的中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问题。但是，这个目标似乎至今仍然很遥远。问题可能出在中国的教育与社会需要的脱轨，关键有二：一是以“选拔尖子”为目标而牺牲了绝大多数“非尖子”学生的利益，二是以“标准答案”为手段而扼杀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创造力。不改变这样的教育模式，受害的绝大多数学生及其家长当然会感到“读书无用”。

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缺失，那就是在“官本位”至上的中国，“专业”及“专业技术人员”普遍得不到重视和尊重。高等教育就是培养专业人才，而专业人才是一个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中坚力量，但在中国，这样的理念却形不成共识。在官场，仍然是“万金油”理论盛行。在专业领域，专业人员则受制于行政人员。在社会阶层间要向上流动就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的教育依然是一个以官场得意、仕途升迁为目标的现代科举制度。但官员在数量上毕竟是少数，于是大多数人读书就必然“无用”了。谈到这里，我将简单回应关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鼓励向上流动的，农民的儿子经过科举考试也可以出人头地。我认为，科举制度的确是鼓励向上，但这个向上是做官，是为朝廷效力。这种制度看不出对科学技术的尊重，甚至是看不起的，比如说连故宫是谁设计的都说不清楚。

领导文萃：社会流动渠道不畅通的恶果也让农村的年青人，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深受其害。

唐钧：当前，在2亿多流动人口中，“第二代农民工”，就是80后、90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他们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成年甚至没有出生。从国家政策的表述上，承包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但在农民看来，承包时尚未出生或者尚未成年因而没有参加分田分地的家庭成员，家中的责任田他们是“没有份”的，而这些80后、90后的年青人本身也认可这一点。再说，第二代农民工都是从小读书，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极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就是要在城市生活，而不是像父辈那样，仅仅是搞副业挣钱养家，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因此，家中的责任田，对第一代农民工是退路，而对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了。他们最有可能的出路就是扎根城市，而他们的下一代，基本上是在城市出生的一代人，更与农村无缘了。如果认识不到这个事实，在他们社会流动的第一步，即在不同地域间的流动方面，仍然采取排斥和歧视的态度和行为，这对中国的发展将会后患无穷。

当然，我们的关注还要包括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动的青年人，就是常说的“北漂”、“海漂”或其他“漂”的一族。其实，他们的境遇可能比农民工还惨，因为在政府的政策视野中，他们可能从未被关注过。他们在中国社会中要向上流动，会碰到一系列的障碍，还是十分艰难的。

领导文萃：讲到农民工的问题，就会想到“户籍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唐钧：关于“户籍问题”，我认为现在有误区，尤其是认为把户籍制度彻底废除，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计划经济时期设户籍制度，其实最主要的目标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粮食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当时的制度安排是，户籍分城乡，城市居民吃商品粮，农村居民则靠自己种地吃粮。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吃商品粮的城市居民只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九十都在农村。

然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居民想要获得城镇户口，也有三条渠道：一是上学，大学或中专中技毕业就可以获得国家干部的身份。二是参军，当兵后若能提干或当志愿兵，转业或复员后也就属于国家干部了。三是招工，当时也会时不时的有招工指标分配到农村，年青人被招募进厂当工人。农村居民通过这三条渠道当了国家干部或企业工人，自然也就农转非了。就这点而言，当年城乡之间的户籍鸿沟其实并没有现在那么深。

现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鸿沟越挖越深，是因为最近二十多年来，几乎所有与民生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都是以户籍为界进行城乡分设。这才使户籍这棵大树上挂满了各种“国民待遇”之果，如果贸然砍掉这棵树，就会使很多政策没法执行，这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真正的难处。现在所谓的“户籍改革”，其实都在做表面文章，根本不起作用。

 

中产阶层与社会和谐

领导文萃：前面讲了很多问题，以下我们是否探讨一下，怎样才使中国社会，包括公众的社会心态，能够正常起来。

唐钧：国际经验表明，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即所谓“橄榄型社会”。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社会如果中产阶层软弱无力，就会直接导致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两大阵营。这两者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天敌”，必然要相互争斗而且难以妥协，其结果就是导致政治的不稳定。这样，这个社会也许就永无宁日。

因此，社会学理论就提出：如果把“富”和“穷”作为两极，在这两者之间的社会断层，必须由中产阶层来填补。这样，才能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形成一个具有阻隔和间离作用的缓冲层。原先的社会态势可能是两极化，不是趋向财富的“无穷大”，就是趋向财富的“无穷小”。中产阶层这个缓冲层，使财富的分配形成了一个连续数列。在从“富”到“穷”各个收入或财产的台阶上，都站着一批人，使富人不再是“出头的椽子”，时时感到“高处不胜寒”；穷人则有了看的见、摸得着的台阶，看到了在获取财富的道路上可以“拾级而上”的希望。一般来说，中产阶层的标准形象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这无疑是给全社会做出了一个榜样，只要安分守己地工作，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上“小康”生活。一个国家有着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是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家的心态就自然会平和起来。

其实我们比较一下，我们今天说的“小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经济状况”；而“中产”，其词义则是“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社会中等层次的社会阶层”。这两个词的意义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产”即“小康”。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客观上应该也是要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时，让大多数人民群众都成为中产阶层。

领导文萃：您讲到收入倍增，使我想起在媒体上经常见到的另一个词，“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有区别吗？

唐钧：是的，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是有区别的，关键就在这个“产”字上。“产”就是财产、资产，“中等收入”只强调了收入，而“中产”则包括了收入和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财产来自于收入，是因为收入支付了日常消费后还有余，积存下来就成了财产。对于普通的个人和家庭而言，最常见的财产是银行储蓄。可以随身携带的财产，譬如现金衣物、股票证券、金银细软等等，称为“动产”；而住房、土地等不能随身携带的财产，称为“不动产”。就价值而言，不动产一般较大。所以，对于私家车等价值较大的财产，也有称其为“准不动产”的。从上述解释出发，对中产阶层而言，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富足有余，有房有车。

从理论上说，倡导社会政策向“资产建设”方向转化的美国谢若登教授提出：“收入可以满足人们短期的基本需求，但它无法改善长期的状况，无法实现人们对发展的本质需求，所以要达到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不能只依赖于收入的维持，还要依靠资产的建设和积累，资产建设的实质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为政策对象启动资产的积累。”

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段话的意思是：关于做人的道理，有稳固产业的人才会有持之以恒的道德理念；反之，则不会有一而贯之的道德理念。事实上，一个个人或家庭是否有财产，对其行为举止、生活方式、价值判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能否“中产”对个人或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非凡意义。

领导文萃：还有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就是在一些专著或论文中，都用的是“中产阶级”，您为什么用的是“中产阶层”呢？

唐钧：其实在英语语境下，阶级阶层都可以用“Class”来表述。但是在中国，曾经有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那个年代，有着另一种意义上的“阶层（阶级）固化”：“个人阶级成分”的划分被看成是静态的，终身不变乃至应该“遗传”给下一代的社会符号和社会身份。在文革期间，从这样的阶级理论又派生出“血统论”，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知青插队时，“贫下中农”告诉我们：地主的儿子一定还是地主，富农的儿子一定还是富农，要不，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跟谁搞，跟谁斗去。

为了与阶级斗争年代“终身制”的阶级身份相区别，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学研究中，比较喜欢用“阶层”一词。在这样的中文语境中：“阶级”是一种凝滞不变的身份，而“阶层”则突出了其流动可变的特性。

领导文萃：中产阶层这个话题在中国已经讨论多时，但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在说自己“被中产”呢？甚至谈到私有财产都仍然非常避讳。

唐钧：在当代中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个人或家庭拥有的私有财产常常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因而连人带物都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种状况一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继而在2007年又颁布了《物权法》，情况才有所改善。但在法律执行中，譬如征地拆迁工作中，仍然有各种不尽人意，甚至令人不忿之处。

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史上每一次成功的重大变革，几乎都与让最广大人民拥有自己的财产相关。最近重读《毛泽东选集》，有个发现：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农的态度不无揶揄。但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则提出：“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他同时强调：“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此后的建国大业，是通过土地改革，从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改革开放，则是通过包产到户，确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使用权，开启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由此可见，在今天，广大人民群众能否稳定持久地拥有自己的合法财产，进而形成规模可观的中产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改革是否成败的关键。刚刚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未来农村土地改革指明了方向，这对于缓解城乡矛盾，调整利益格局，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用一句话作为这次访谈的结束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曾经非常流行。借用这句话的句型，我们今天是否可以提出：要实现“全面小康”，就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先“中产”起来！

 

备注：以上是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现实、问题与发展前景》接受领导文萃专访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