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时，我从武汉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带着年少的轻狂，我觉得学术行当只是书斋中冬烘先生的活儿，广阔的社会天地才是吾侪的大舞台，于是兴冲冲地加入了岭南公务员的行当。谁知公门浮沉多年之后才惊觉志不在此，于是发心要探究一条当代基层社会良性治理的道路。

曾经试图回到“无冕之王”的轨迹上来。所谓“回到”，是因为高考时报考的就是新闻系，但是到我真正离开公务员体系时，自觉纯粹的新闻工作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欲求。原因在于欲探究一个复杂深刻的社会现象，人类学田野工作可能更为适合。一方面是人类学学者掌握的信息更深入周整；另一方面是人类学的学科取向本身兼具了客位与主位、“经验接近”与“经验远离”的优势。对于后者，我在进入这个学科后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

说到命中注定，首先关乎我的天性，其次与我遇到的两位“师父”有莫大的联系。先说前者。我少年起即好壮游，依各个时期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旅行方式。大一暑假时，身揣60元西出阳关，试图遍历和我的家乡闽南沿海迥异的南北疆大地。按照人类学学科的说辞，第一次实现了对“他者”文化的亲身体认，从而对族群间的跨文化理解产生了浓厚兴趣。2002年至2004年，客居新西兰期间，我较为细致地关注了当时对于《怀唐伊条约》的广泛争论，再次意识到因不同文化历史背景导致的理解差异。2006年夏天，我历时50天骑单车斜跨美国东西海岸，途经13个州的乡村及都市，掩盖在以往关于美国刻板印象之下的内部多样性让我震惊。这个时候，我的一只脚已经准备踏入人类学的大门了。

再说后者。我有幸遇到了两位优秀的人类学家，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教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罗红光教授。仅择其要而言，王老师以英伦式师徒制把我领进门，使我得以窥见学科之堂奥，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他关于文化与文明、历史与心性的辨析，于我而言不啻为醍醐灌顶；罗老师则强调对社会文化中基础性关系素的完整收集、比对、分析和联想，深刻影响了我的田野工作态度。我虽生而愚钝，不能汲取到两位名师更多的治学精髓，但对于人类学学科旨趣之理解，自信没有偏离正道。更要紧的是，他们奠定了我对这个学科至今未曾消逝的热爱。

入行至今倏忽已有八载，所从事者细究起来不过三两事。一是2006年开始的汉藏关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秉承从费孝通、李绍明、王铭铭诸位先生及其他先进展拓下来的路径，我的研究可以归入现今方兴未艾的“藏彝走廊”之领域。我从打箭炉（今康定）末代明正土司的人生史入手，希望讨论作为汉藏关系之缓冲、同时也是汉藏连续光谱之中间地带的康区社会的政治模型和历史心态。康区土司政治需要宗教力量的支撑，以建立在本地社会中的合法性，这种本地生成的政治理念及实践，恰恰因应了长时段历史中汉藏关系的特征，而且因为其“汉父夷母”的生物性隐喻，反过来又把汉藏之间拧成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我的研究同时也试图指出，汉藏在相对宽松的族群空间里互动，可以达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状态。相关学术论文已陆续刊发，并完成专著《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1902—1922）》。

2010年起，我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进行关于环境变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在表面上看已脱离了此前研究的四川康区，但从内在关联来说，属于拉铁摩尔所说的“亚洲内陆边疆”，也即我所关注的仍然在于汉族与周边较大型少数民族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的内部互动。当代基于民生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考量，在内蒙古草原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及环境政策，包括草场承包、禁牧、工矿企业开发以及城镇化推进，给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蒙古族人民采取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措施，如地方景观再造、象征符号重组、生计模式改变等，积极予以应对，在适应变迁的过程中，也努力维系其族群文化认同。该研究曾经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部分成果相继发表。现在，这项研究在刚刚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国情调研基地项目”的资助下继续进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以及台湾政治大学“两岸暨国际学人研究奖助计划”的支持下，我于2013年赴四川藏区、2014年赴台湾西海岸进行了为期各一个月的田野研究，通过四川藏区、东南沿海以及前述内蒙古地区的跨区域比较研究，试图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和调适提出普遍性的理论与对话方法。

　　回首我的人类学求学问道之旅，因为依托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两个学术平台，不由感慨自己闻道虽晚，然薪火相传，吾道不孤。虽千万人，吾愿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