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1943年4月出生，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他撰写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代表作有专著《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论文《论社会科学基础》，审编《社会科学新方法大系》，其中《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被评为1990年度社科优秀图书。

　　时至今日，景天魁依然奋斗在研究工作的第一线。他不因年龄而退缩，不因资历而清高，不因成果而骄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

　　筑事业 担使命 

　　景天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也是一名具有53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用行动诠释着一名合格党员的担当作为。

　　景天魁曾经在基层工作，是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社会发展理论和福利社会学研究。多年来，他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科研方向，始终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承担了多项国家、院所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许多观点和建议受到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并被采纳，为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作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近些年，年岁渐高的景天魁感到精力大不如前，特别是视力大幅下降，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另一只高度近视。然而，他仍然坚守学术岗位，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贡献力量。他说，虽然办了退休手续，但学术研究的任务退不了，依然得努力去做。他的床头摆放着纸笔，每当夜里学术灵感涌现时，他都在第一时间记录下来，次日再进行整理。繁忙的研究工作之余，他还积极参加组织生活。2019年3月，虽因身体不适缺席所党委组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体学习活动，但他主动补写了一篇4000多字的自学心得。

　　回顾景天魁的学术生涯，创新理念贯穿始终。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国本土社会学，积极推进社会学理论创新、学术创新、话语创新、方法创新。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较早提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也必须快速推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

　　近年来，他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学的本土传统资源研究，建立了群学概念体系，探讨了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历史基础。他带领团队编撰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对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及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展示了我国社会学学科形成的源流与特点，论证了群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有自己本土的起源和历史，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提供了丰富资源。

　　作为国内时空社会学研究的开拓者，他致力于将时空社会学运用于中国发展研究，主编的《时空社会学译丛》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相关领域译本。他主笔撰写的《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著作。

　　扬国光 传学风 

　　景天魁继承了费孝通先生的“志在富民”的理念和情怀，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为祖国、为人民述学立论中实现自我价值。

　　他曾提出，“社会学理论就应高度关注民生，不以解决民生问题为落脚点的社会学理论创新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他一直关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在“十二五”规划讨论中作为规划专家组成员重点关注“十二五”期间民生问题，包括财政支出比重、教育福利发展战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等。他系统探讨了社会保障的基础理论，提出了底线公平的概念、原则、制度和机制，以及社会保障的责任结构和整合体系，形成了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在中国国情下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福利增进与经济发展的统一极具启发意义。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多年来，景天魁始终把“志在富民、弘扬国光”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毕生追求，以此激励自己在治学之路上孜孜前行。

　　景天魁把优良学风视为学术生命线，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坚持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相统一，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素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学界风气。

　　他主张社会学研究要走出书斋，要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要多提出一些带“泥土气”、接地气的对策建议和学术主张。他先后参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规划等政策的讨论和制订。

　　他治学严谨，力戒浮躁之风，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扎扎实实做学问，努力做“精品”学问。他主张调查研究要具体深入，要有说服力，不仅要言之有“物”，还要言之有“数”，他的大量论文和专著都以扎实的实地调研和数据资料为基础。

　　初心何须问年龄，勇担使命战古稀。景天魁同志的“精气神”值得我们学习！ （蒋来用 任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