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年会在武汉召开：社会治理现代化呼唤本土理论建构
中国社会学会年会在武汉召开
社会治理现代化呼唤本土理论建构
明海英
7月11—12日，中国社会学会年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此次年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人参会。年会的53个论坛中，直接涉及社会治理的超过20个。
治理难题亟待社会学研究介入
在“城镇化战略与社会治理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对记者表示，无论是城镇化还是社会治理，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人”的问题。很多社会治理的难点、重点和落脚点都和城镇化有关。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次级，它的有效运行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坚实基础之一。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论坛”上，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范和生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关键在基层。作为维护大局稳定中的基础性存在，解决基层中凸显出来的社会矛盾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乡村社会治理的效果直接影响基层社会的运行状态。范和生表示，打牢乡村社会治理基础，既要依靠政府发挥指导作用，也要增强社会治理力量，协调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关系，建设多元化的乡村社会治理主体。他建议，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要充分挖掘乡镇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个人及各种民间组织的治理潜能，构建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维护好乡村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在“务工型移民与社会治理创新论坛”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左晓斯说，解决与流动人口相关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使户籍制度回归本位，只承载人口登记和信息管理功能。另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主体层级，使国家、省、市成为基本公共服务责任主体，实现全国各省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解决的路径之一。
通过满意度测评找出问题症结
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和民生建设等方面。社会治理的绩效如何衡量？社会治理的满意与否以何为标准？
在“社会质量论坛”上，浙江大学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主任林卡对记者表示，倡导从“管理”走向“治理”的理念，反映出社会管理理念的变化，有必要在公民增能和社会制度建设两方面来强化社会治理成效。例如，增进社会体系的开放度和融入性，形成公众参与社会决策进程的有效机制，为人民的发展和社会权利的行使创造空间、确立基础，从而提升整体社会质量。
社会治理满意度和社会质量密切相关，是民生满意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社会治理满意度测评问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伟达认为，需进行技术维度、伦理维度、政治维度等方面的考量。社会治理满意度要通过政府工作、公众参与、公共安全，以及权益保障等领域的满意指数来测量。
满意度测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治理优化。要实现这个目标，范伟达对记者表示，有些问题还需要学者继续深入研究。首先，应继续完善方法，使测评真正科学、客观地收集社情民意。其次，测评不能仅提出满意度指标，更要强调测评如何落地，怎样通过测评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最终为公共政策提供有效的决策建议。
不过，在“社会治理与满意度测评论坛”上，也有学者提醒称，满意度测评需慎重使用，不能滥用、误用。
建构“中国化的社会学”
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基础上，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理论界和实践领域的重要课题。
“在过去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西方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实践。”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曾对记者表示，社会学界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宏观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
林曾补充说，目前，一些学者结合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领域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
对于社会治理理论滞后于社会治理实践的现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宋宝安对记者说，应不断总结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经验，在借鉴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本土特色、适应本土发展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理论。
“西方的理论几乎不能解释中国为什么在短短30余年间走过西方200年的道路。”林曾提出，中国的社会学家要根据中国国情创新本土理论，建构“中国化的社会学”。
这与一些学者提出的“社会学的中国化”有所不同，林曾说，“中国化的社会学”更能体现我们的主体意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创造，蕴含着无比丰富的社会学内容，值得提炼；在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的过程中，必将产生很多不同于西方的独具特色的理论建树。